我在底層的生活：當專欄作家化身為女服務生

『如果你想瞭解一個階級，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入他們』

　　盤踞Amazon商業類暢銷書榜長達十年
　　開啟「臥底報導」的先聲之作

　　有數百萬美國人一年到頭工作，只賺得低廉的薪水。一九九八年，芭芭拉．艾倫瑞克決加入他們。使她做出這個決定的原因是，那些叫人「改變人生」的言論，這些說詞宣稱：只要有工作，不論是哪種，就能使你向更好的生活前進。但是，一個人如何能光靠六到七美金的時薪生存，更遑論成功？

　　為了找出答案，她頂著六十歲的身驅，從佛羅里達到緬因，再到明尼蘇達，芭芭拉先後當過女侍、旅館房務員、清潔女工、看護之家助手，以及沃爾瑪的售貨員。她很快發現，沒有什麼工作是真的「不需要技巧」，即便是最底層的職業，也要求精神和體力上的龐大付出。她也同時學到：一份工作並不夠，如果你想要有個安穩的小窩，就需要至少兩份工作。

她以一貫的幽默與辛辣描寫這段交雜著汗水、淚水、清潔劑與番茄醬的低薪生活

　　。這一個月下來，她深深體會到在那種薪資水平和高壓管理之下，再怎麼有上進心的人都無法翻身（尤其是中年婦女）；但是在底層生活中，勞工們的苦中作樂與真性情，又讓她感動無比。

　　芭芭拉想為廣大的勞工們發聲，因為他們才是真正維繫這個社會的實質力量，但是得到的回報卻不成比例。本書上市後在全美造成廣大迴響，各大媒體也以本書為主題拍攝相關的專題報導。金融風暴後，窮忙族成為普遍現象，本書也成為探討「工作貧窮階級」（Working Poor）的代表作。

　　讀過本書之後，下次使用旅館的浴室或在餐廳享用一餐時，心態必定會大不相同。

作者簡介

芭芭拉．艾倫瑞契　Barbara Ehrenreich

　　1941年生，洛克菲勒大學細胞生物學博士，曾任《時代雜誌》專欄作家，作品也常出現在《哈潑》、《國家》、《新共和》等重要刊物，是相當活躍的女性主義者與民主社會主義者。她出身於礦工家庭，前夫是卡車司機，也因此她特別關注美國社會底層（M型另一邊）的生活。《我在底層的生活》出版後，她被診斷罹患乳癌，在治療過程中她以此個人經驗探討美國的醫藥產業問題。她至今已出版近二十著作，包括紐約時報暢銷榜作品《M型社會白領的新試煉》（Bait and Switch: The (Futile) Pursuit of the American Dream, 2005），最新著作為《無止境地提倡正向思考如何毀了美國》（Bright-sided: How the Relentless Promotion of Positive Thinking Has Undermined America, 2009）。

譯者簡介

林家瑄

　　清大外語所畢業，曾任藝術行政。自由譯者，譯作包括《兩位嚴肅的女人》（行人，2007）等，現為期刊編輯。

序章：準備開工

這本書最初發想的地點，是在一個頗為奢華的場景。一天，《哈潑》雜誌的編輯路易斯‧拉方帶我到一家法式鄉村風餐廳，討論我未來可以替他們寫些什麼文章。那裡光一頓午餐就要價三十美金，印象中我吃了鮭魚和田園沙拉。當我們的對話轉到貧窮問題上時，我對這個比較熟悉的議題發表了一些意見，認為我們可以做一些跟大眾文化有關的題材。譬如說，那些缺乏專業能力的人，到底是怎麼靠微薄的薪水來生活？尤其是幾近四百萬名的女性，她們因為福利制度修改而被迫進入勞動市場，又該如何靠著一小時六或七美金的薪資生存下去？接著，我就說了一句後來有很多機會感到後悔的話：「實在應該有人去做一些老式的新聞調查工作，你知道，就是自己實際到那些地方親身體驗看看。」我指的是某些比我年輕的人，某些求知若渴、有時間做這些工作的新進記者。但這時拉方臉上露出有點瘋狂、要笑不笑的表情，我知道這是他下定決心時的樣子。過了長長的幾秒後，他吐出三個字：「妳來做。」

上一次有人勸誘我捨棄正常生活去從事工時長而低薪的勞動工作，已經是七○年代的事了。當時有數十名（也許數百名）六○年代的基進份子開始進入工廠，想讓自己「無產階級化」，並在過程中組織起工人階級。但那可不是我。我同情那些父母，他們付錢讓這些想成為藍領階級的孩子上大學，也同情這些基進份子試圖加以「提升」的對象。在我自己的家庭裡，低薪生活離我從來就不遙遠。在許多時候，它其實讓我很珍惜自己現在的寫作生活，即便收入不高。我姊姊做過一份又一份低薪工作，包括電話公司客服人員、工廠工人和接待員。她必須一面工作，一面不斷跟她所謂的「薪水奴隸的絕望感」對抗。我和後來結褵十七年的先生墜入情網時，他還是一名時薪四點五美金的倉庫工人。當他最後終於逃離那裡，成為卡車司機工會的組織者之一時，他才大大鬆了一口氣。我父親是一名銅礦工人，祖父和叔叔不是在礦場就是在聯合太平洋公司工作。所以對我來說，整天坐在書桌前不只是一項特權，更是一項責任，我想替在我生命中佔有一席之地的人們發聲，即便有些已不在人世。他們有許多話想說，但願意聽的人卻少之又少。

除了我自己的疑慮不安之外，有些家族成員還於事無補地不斷以各種方式提醒我，其實我可以在不影響自己研究工作的情況下進行這項計畫。例如我可以改用新進人員的標準來發給自己薪水，收自己房租錢和一些生活費用如瓦斯等，然後在一個月後把這些數字加總起來就得了。若以我們鎮上一般平均六至七美金時薪的薪水，租一間月租大約四百美金的房子住，最後加總出來的薪水和支出也許可以勉強平衡。但若我們談的是一名被摒除在福利制度外的單親媽媽，她是否可以在失去政府協助，如食物卷、醫療補助、住屋和兒童照護津貼等的情況下生存，那麼答案不用我出門到外頭去體會就已經知道了。全美遊民聯盟在一九九八年（也就是這項計畫進行的那年）指出，取全美境內的平均數來計算，一個人需要賺到八點八九美金的時薪，才能租得起一間附一個臥房的公寓。另外，公共政策前行中心則估計，在符合福利政策補助資格的人之中，每九十七人只有一人能取得這種工作，賺得「讓人活得下去的薪資」。我幹嘛還費事去證實這些令人難過的事實呢？等到我再也無法逃避這項逐漸逼近的工作時，我開始感覺自己有點像以前認識的一名老人，他會用計算機算好帳本上的收支結果，然後再回頭用筆把每一筆帳目的數字算一遍，只為了確認先前的結果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