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出版前(一)
為歷史留下珍貴的紀錄
高希均
一個時代的歷史，是由一些英雄與無數無名英雄，以血、淚、汗所共同塑造的。其中有國家命運的顛簸起伏，有社會結構的解體與重建，有經濟的停滯與飛騰，更有人間的悲歡與離合。
近百年來我們中國人的歷史，正就徘徊在絕望與希望之中，毀滅與重生之中，失敗與成功之中。
沒有歷史，哪有家國？只有失敗的歷史，何來家國？
歷史是一本舊帳。但讀史的積極動機，不是在算舊帳；而是在擷取教訓，避免悲劇的重演。
歷史更可以是一本希望之帳，記錄這一代中國人半世紀來在台灣的奮鬥與成就，鼓舞下一代，以民族自尊與驕傲，在二十一世紀開拓一個中國人的天下！
以傳播進步觀念為己任的「天下文化」，近三十年來，先後出版了實際參與改變中國命運與台灣發展重要人士的相關著作。這些人士都是廣義的英雄，他們或有英雄的志業、英雄的功績；或有英雄的失落。在發表的文集、傳記、回憶錄中，這些黨國元老、軍事將領、政治人物、企業家、專家學者都坦率而又系統地，以歷史見證人的視野，細述他們的經歷軌跡與成敗得失。就他們所撰述的，我們尊重，但不一定表示認同；如果因此引起的爭論，我們同樣尊重，但也不一定表示認同。我們的態度是：以專業水準出版他們的著述，不以自己的價值判斷來評論對錯。
在翻騰的歷史長河中，蓋棺也已無法論定，誰也難以掌握最後的真理。我們所希望的是，每一位人物寫下他們的歷練、觀察與感受，為歷史留下紀錄。
郝先生以《蔣介石日記》為本，註釋了中華民國從大陸到台灣過程中最重要的一段歷史：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我們「天下文化」能在中華民國慶祝百年誕辰之際予以出版，格外具有歷史意義。
(作者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董事長)
寫在出版前(二)
江山勿留後人愁
張作錦
已故史學家黎東方博士曾說：依我看來，百分之八十的歷史都是不可靠的。但問題是，你若不讀歷史，就連那百分之二十可靠的也不知道了。
歷史記載的正誤，當然不會是那麼整整齊齊的「二八開」，那只是黎先生的譬喻。但史書定有不實之處，否則就不必對歷史加以研究、考證、註釋，更不會有「盡信書不如無書」這樣的話了。
歷史書何故有錯？既為歷史，當然是過去的事。事情過去，由於各種原因，使原始資料不可盡得。撰史之人，或憑斷簡殘篇，或憑口耳傳聞，或憑個人記憶，寫下的歷史，自難免有失真之處。
那麼什麼是可信的原始資料呢？現代研究歷史的人多認為，當事人的日記最有價值。以近人來說，如台灣「聯經公司」出版的《胡適日記全集》十大冊，大陸「中華書局」刊印的《顧維鈞回憶錄》十三本，都極受重視。
胡、顧兩氏在近代中國學術界和外交界各有顯著地位，他們的日記都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然民國即將一百年，要研究整個的民國史，自然不能不讀民國重要領導人蔣介石先生的日記。
蔣氏有寫日記的習慣，且極有恆心，自一九一五年寫到一九七二年，歷時五十八年(現存日記為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七二年，其中一九二四年已遺失)，雖戎馬倥傯亦未嘗停筆。日記由蔣氏家族寄存於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自二○○六年開始分階段對外開放，供研究者閱謮，現更計劃全套出版，一年一冊，約六十本。
蔣氏日記的公開，為深入理解二十世紀中國許多重大歷史事件指引了方向與途徑。以提倡「大歷史」著稱的史學家黃仁宇，早在十六年前就指出：
蔣介石日記有極大的史料價值，姑不論他對民國的巨大影響，僅以其資料之雄偉與完整，已是世間難得，使得所有關心中國現代史的人拭目以待。可惜在蔣先生日記公開之前，黃氏已經辭世。我們何其有幸，得有機會目睹這六十大冊的原始歷史材料。
但六十大冊，卷帙浩繁，一般人從何讀起？又有幾人能仔細讀完？不得已，我們只能選擇性地精讀。
蔣先生一生最重大的兩件事，一是領導八年抗日，獲得最後勝利，解脫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使中華民國昂然立於強國之林；但不旋踵間，四百萬眾現代化裝備的國軍，卻為一百萬「小米加步槍」的共軍瓦解，蔣氏不得不將中央政府遷來台灣，而將億萬大陸百姓置於中共的專政統治之下。
何以至此？孰令致之？六十年來，無人能說得明白，使人信服。現在，郝柏村先生試圖抹去這段歷史所蒙上的那層迷霧，讓大家比較看得清楚。
國民政府失去大陸，有兩個關鍵點：在時間上，從民國一九四五年抗日勝利，到一九四九年共軍渡江；在原因上，是外交與軍事的雙重失策，予中共以可乘之機。
郝先生就拿蔣總統這五年的日記，擇外交和軍事的重大事件，摘要刊出，讓日記自己說話，看蔣總統當時對國家大政方針的考慮重點、決策過程以及內部環境和外部情勢所交互發生的影響。庶幾讓後人對中國這次驚天動地的大變化，有所理解與省思。做這件事，郝先生應是最適當的人選。第一、他從一位二十六歲的青年軍官開始，親歷抗日勝利、大陸易手、金門砲戰、建設台灣，一直作到最高軍職的參謀總長、最高行政職務的行政院長，素對國家的外交、軍事有長期的觀察與研究；第二、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一年，郝氏曾任蔣公侍衛長六年，對蔣先生的領袖氣質、使命感、剛毅的性格、強烈的情緒等等人格特質，自有其獨特的感受。摘註他的日記，當然較一般人有不同的觀察與深入的理解。
不過郝先生自知他不僅是註釋一本世紀人物的日記，而是參與一項修史的事業。四年的伏案書寫，他力求客觀與忠實。在最後的﹁總結﹂中，他不為尊者諱，不為親者諱，對蔣先生的功與過、成與敗，並列直書，讓後人在致力建國的過程中，懍於先人的教訓，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已故當代法國學者雷蒙‧艾隆(Raymond Aron)曾說，後人論史有「後知之明」的方便，因為可就已知之「果」，推見未現之「因」。艾隆的話應無褒貶之意，歷史的作用本來就是如此，所謂「鑑往知來」，避免後來者再走錯路，再走冤枉路。
中國大陸正在「大國崛起」，且亦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跡象。台灣民主化也在矯正弊端，力求完善。而兩岸求同存異，齊步邁向和平發展的大路。中華民族，正充滿希望，蔣先生的日記，必對建設一個未來的新中國，有所幫助。
宋代女詞人李清照，晚年避金兵之亂於浙江金華，曾遊當地名勝「八詠」樓，有詩曰：「千古風流八詠樓，江山留與幾人愁。」字裡行間，滿懷家國慘變之痛，以及對時局的無奈。中國的未來，我們這一代人只要能找到真正的歷史軌跡，就能完成重建和復興的使命。我們應有志氣，不把江山留與後人愁。
(作者為《聯合報》前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