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

定價：~~580~~ 元

NT $ 377 ~ 468

作者：蕭啟慶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2-06-27
語言：繁體中文
ISBN10：9860327947
ISBN13：9789860327946
裝訂：精裝 / 440頁 / 16k菊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內容簡介

　　元朝是中國史上前所罕見的一個多元族群社會，
　　除了有漢人，還有蒙古、色目人等
　　多族士人圈的形成，為族群融合跨出重大的一步。
　　這些家族的後裔，在明代也皆與漢族士人融為一體。

　　元朝是中國史上前所罕見的一個多元族群社會。

　　過去在一般印象中，蒙古、色目人高高在上，對漢文化極少接觸，各族菁英可說是相互隔離，欠缺統合。

　　本書的研究主旨是：元代中期以後，一個日益壯大的蒙古、色目士人群體業已出現，而且蒙古、色目士人與漢族士人交往密切，形成一個多族士人圈。

　　《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自四個方面論證此一主旨。第一：蒙古、色目士人群體的出現與成長。第二：由於文化素養相同，各族士人乃能形成同鄉、姻親、師生、座主門生與同年及同僚等關係，而這些關係更進一步成為各族士人間密切交融的一個網絡。第三：集體文化互動之頻繁。第四：士人群體意識之凝聚，顯然各族士人之群體意識己凌駕於族群意識之上。

　　總之，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雖然對當時的政治與社會影響不大，這些蒙古、色目士人家族也未真正漢化。但是，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已經為族群融合跨出重大的一步，這些家族的後裔在明代都與漢族士人融為一體。

作者簡介

蕭啟慶

　　江蘇泰興人。中央研究院院士，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哈佛大學博士，以蒙元史研究馳譽海內外，著有《西域人與元初政治》、《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元朝史新論》、《內北國而外中國》、《元代族群文化與科舉》、《元代進士輯考》及英文《元代軍事制度》、《蒙元前期名臣傳論》、《劍橋中國史》第六卷（聯合編著）。

序

自序

　　這本書的醞釀、寫作與增補前後長達二十餘年。1980年代在撰寫〈元代蒙古人的漢學〉正續兩篇的過程中，發現蒙古漢學者與漢族士大夫間往往聲氣相通，緊密結合，兩者之間存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色目漢學者也是如此，於是萌發出「多族士人圈」這一概念。1996年應中國文化大學主辦的第二屆宋史研究會議之邀，提出〈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論文，粗枝大葉的描繪了這一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運作的概況。一年以後以同一題目向國科會申請了一個計劃，當時寫成了一篇八萬多字的報告。過去十二三年來，又不斷充實、改寫各章節，陸續在兩岸三地的學報及論文集中發表。最近則將些已經修改過的章節加以統合，刪削重覆，成為一部近三十萬字的專著，較一九九七年的報告，己擴充三倍有餘。

　　史學界前輩陳垣的經典名著《元西域人華化考》及拙著〈元代蒙古人的漢學〉的重點都是在考述個別蒙古和色目人的漢學造詣。本書則顯示各族群士人間的社會文化互動，較上述兩種論著提高了一個層次，應該更能顯示元代多元族群社會中各族群不僅有矛盾與沖突，更有交往與交融，對元代社會，尤其是族群關係應該有更全面的掌握，這是我撰寫這本書的初衷與區區期許。

　　由於族群等級制度的阻礙，終元一代，蒙古、色目並未與漢族士人融為一體。真正的融合是在明朝取代元朝之後。本書〈結論〉中僅能作一簡單勾稽。至於蒙古、色目人與漢族融合的史實，仍待進一步的探討、恐需明史學者多加注意。

　　回顧多年來對本書主題的考述，可說是前慢而後快，前疏而後密。一方面是由於環境的變化。1994年前我仍身處新加坡，可說個單幹戶，沒有學生協助資料的蒐求與排比。回台執教清華大學以後，研究工作得力於助理的襄助甚大。另一方面是由於研究工具的改善。近年來由於電腦的廣泛應用、網路資料庫的日益充實，各項史料收集較前容易不啻十倍。由於這兩方面的結合使本書內容更為充實，論述亦益臻完備。

　　自從研究所時代開始，五十年來我始終從事元史研究，鍥而不捨，一以貫之。最近幾年來，則專注於整理舊著。如今《元代進士輯考》將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在即，而這本書的編成遂使我的主要工作告一段落。今後將重新出發，尋覓新課題，退而不休，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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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連載

第一章：引論

族際互動是中國史上各征服王朝時代的重要現象。征服王朝時代族群繁多，關係複雜，族際互動的疏密良惡不僅決定族群間的融合或衝突，而且密切影響當代的治亂與興衰。

元代為一多元社會，其族群之複雜，文化之繁富，在中國歷史上都可稱為空前。各族群間文化與政治上的相互激盪與彼此影響，構成元史研究的中心課題。而征服民族與主要被征服民族──漢族（包括漢人與南人）──間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關係尤為學者注意的一個焦點。但因牽涉廣泛，較為全面的著作，尚不多見。

過去不少學者認為元朝對漢文化抵制最力，而族群之間更存有明顯的政治與社會區隔。在政治與社會方面，蒙元史先進箭內亙（1875-1927）之〈元代社會の三階級〉及蒙思明（1908-1974）之《元代社會階級制度》皆將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等四個族群視為不同的「種族階級」，強調其政治、社會、經濟權益相去的懸殊。這種看法衍生出各族群之間存有不可踰越的鴻溝之錯誤印象，如日本學者村上正二即以「差別」與「隔離」來形容元廷的族群政策，而美國學者艾本華（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更曾說：「蒙古人制定嚴格之民族立法。漢人既不可學習蒙語，通婚亦為法令所禁止。漢人不能供服軍役，亦不可持有武器」。在元朝的所謂「民族立法」之下，各族群似乎成為相互隔離的絕緣體。

在文化方面，過去不少學者認為古來征服中原的遊牧民族或半遊牧民族雖然族類各異，最後都難逃漢化的命運，而元代蒙古、色目人對漢文化卻是抵制最力、漢化因而最淺。乾嘉史學大師趙翼（1727-1814）即主張：「元代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習漢文者亦少也」，意即元朝統治階級──包括蒙古人與色目人──多為漢文文盲，與漢文化枘鑿方圓，格格不入。日本學者羽田亨（1882-1955）對傳統的吸收論最早提出批判，其〈元朝の漢文明に對する態度〉即主張：元代奉行「蒙古主義」，漢人及漢文化皆不受尊重。由於羽田氏為京都北亞史與東亞史之先進巨擘，數十年來日本學者一直遵奉其說為圭臬，而稱元朝之文化與族群政策為「蒙古至上主義」。在西方，魏復光（Karl A. Wittfogel, 1896-1988）與馮家昇（1904-1970）之《遼代社會史》則自人類學「涵化」（acculturation）的觀點對吸收論作出較有系統的批評。他們認為：征服狀態造成了族群間的鴻溝，征服民族與被征服民族不可能相互認同，完全同化。兩者的文化關係是雙行的涵化，而不是單向的「同化」（assimilation）。真正的同化僅在征服王朝崩潰，民族鴻溝消失之後始有可能。而各征服民族與漢文化之關係，每因其自身文化背景及所處歷史環境的歧異而有很大的差別。各征服王朝中，由半農耕、半遊牧民族所建立的金朝與清朝傾向於漢文化的吸收，漢化因而較深，而元朝則與同為遊牧民族所肇建的遼朝相似，對漢文化抗拒甚力，因而漢化較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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