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遊雜憶

愛「賣膏藥」的胡適來到香港、兩粵，
竟無法侃侃而談，只好寄情山水，
然遊玩究竟玩得是什麼？僅是山水而已嗎？

　　原本胡適打算到廣州「賣膏藥（進行演講）」的，沒想到因為政治的關係，講演取消了。膏藥賣不成，興致不減，一抬腿就去參觀黃花崗、觀音山、魚珠砲臺、中山大學的新校舍等，南遊途中不只有山和水，更有人和事，此外，正因胡適對教育的一番熱誠，不免對廣州和廣西的教育，以及政治局勢略有些看法。

　　山水僅是憑眼見，唯有用「心」去感受，才能真正看見當地的人文和風情。

　　民初的大家胡適不僅在文學和哲學上有著深入地研究，更對教育和民主自由有著高度的看法。在風起雲湧的時代裡，即使是賞玩，胡適所眼見的也不單單是「山」和「水」，而是看見的當地宗教、文化、教育和國家建設。所處的環境不允許，並無法澆熄胡適對教育的熱情和對人的關懷。

本書特色

　　胡適過世五十載，一個五四運動的大師，一位與台灣學術緊綁在一起的人物，他的思想和論著至今仍影響我們。這本書與其說是一本簡單的遊記，不如說在這，可以看見胡適先生的教育理念和政治思想。書中文字白話，且搭上鉛筆畫風的風景圖案，讓學生和一般民眾可以輕鬆閱讀。

作者簡介

胡適

　　字適之，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曾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文學、哲學、史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胡適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宣傳民主、科學。

　　胡適提倡白話文和新詩，致力於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1957年，胡適當選中華民國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院長，並於隔年4月回到臺灣定居就任。1962年病逝，中央研究院於院內成立了胡適紀念館。另外，在研究院附近另有一胡適公園，為胡適的墓地。

　　胡適一生影響甚廣，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嘗試集》、《胡適文存》、《戴東原的哲學》、《白話文學史》、《盧山遊記》、《胡適文選》、《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中國中古思想史的提要》、《四十自述》、《南遊雜憶》、《胡適留學日記》、《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香港

我在元旦上午坐哈里生總統船南下，一月四日早晨到香港，住在香港大學副校長韓耐兒（Sir William Horenell）的家裏。我在香港的日程，先已托香港大學文學院長佛斯脫先生（Dr. L. Forster）代為排定。西洋人是能體諒人的，所以每天上午都留給我自由支配，一切宴會講演都從下午一點開始。所以我在港五天，比較很從容，玩了不少地方。

船到香港時，天還未明，我在船面上眺望，看那輕霧中的滿山燈光，真像一天繁星。韓校長的家在半山，港大也在半山，在山上望見海灣，望見遠近的島嶼，氣象比青島大連更壯麗。香港的山雖不算很高，但幾面都靠海，山和海水的接近，是但裏風景的特色。有一天佛斯脫先生夫婦邀我去遊覽香港市的背面的山水，遍覽淺水港，深水灣，香港仔，赤柱各地。陽曆的一月正是香港最好的天氣。滿山都是綠葉，到處可以看見很濃豔的鮮花；我們久居北方的人，到這裏真有「趕上春了」的快樂。我們在山路上觀看海景，到聖士梯反學校小坐喝茶，看海上的斜陽，風景特別清麗。晚上到佛斯脫先生家去吃飯，坐電車上山，走上山頂（The Peak），天已黑了，山頂上有輕霧，遠望下去，看那全市的燈火，氣象比紐約和舊金山的夜色還更壯麗。有個朋友走遍世界的，曾說，香港的夜景，只有南美洲巴西首都里阿德耶內羅（Rio de Janoiro）和澳洲的西德內（Sidney）兩處可以相比。過了一天，有朋友邀我去遊九龍，因時間太晚，走的不遠，但大埔和水塘一帶的風景的美麗已夠使我們驚異了。

有一天，我在扶輪社午餐後演說，提到香港的風景之美，我說：香港應該產生詩人和畫家，用他們的藝術來贊頌這裏的海光山色。有些人聽了頗感覺詫異。他們看慣了，住膩了，終日只把這地方看作一個吃飯做買賣的商場，所以不能欣賞那山水的美景了。但二十天之後，我從廣西回到香港時，有人對我說，香港商會現在決定要編印一部小冊子，描寫香港的風景，他們準備印兩萬本，來宣傳香港的山水之美！

香港大學最有成績的是醫科與工科，這是外間人士所知道的。這裏的文科比較最弱，文科的教育可以說是完全和中國大陸的學術思想不發生關係。這是因為此地英國人士向來對於中國文史太隔膜了，此地的中國人士又太不注意港大文科的中文教學，所以中國文字的教授全在幾個舊式科第文人的手裏，大陸上的中文教學早已經過了很大的變動，而港大還完全在那變動大潮流之外。近年副校長韓君與文學院長佛君都很注意這個問題，他們兩人去年都曾到北方訪問考查；去年夏天港大曾請廣東學者陳受頤先生和容肇祖先生到這裏來研究港大的中文教學問題，請他們自由批評並指示改革的途徑。這種虛心的態度是很可以佩服的。我在香港時，很感覺港大當局確有改革文科中國文字教學的誠意，本地紳士如周壽臣羅旭和諸先生也都熱心贊助這件改革事業。但他們希望一個能主持道種改革計畫的人，這個人必須兼有四種資格：（一）須是一位高明的國學家，（二）須能通曉英文，能在大學會議席上為本系辯護，（三）須是一位有管理才幹的人，（四）最好須是一位廣東籍的學者。因為這樣的人才一時不易得，所以這件改革事業至今還不曾進行。

香港大學創始於愛里鶚爵士（Sir CHarles Eliot），此君是一位博學的學者，精通梵文利巴利（Pali）文，著有『印度教與佛教』三鉅冊；晚年曾任駐日本大使，退休後即寄居奈良，專研究日本的佛教，想著一部專書。書稿未成，他因重病回國，死在印度洋的船上。一九二七年五月，我從美國回來，過日本奈良，曾在奈良旅館裏見著他。那一天同餐的，有法國的勒衛先生（Sylvan Levi），瑞士（現改法國籍）的戴彌微先生（Demieville），日本的高楠順次郎先生和法隆寺的佐伯方丈，五國的研究佛教的學人聚在一堂，可稱盛會。於今不過八年，那幾個人都雲散了，而當日餐會的主人已葬在海底了！

愛里鶚校長是最初推薦鋼和泰先生（Baron Stzel Hodstoin）給北京大學的人。鋼先生從此留在北京，研究佛教，教授梵文和藏文，至今十五六年了。香港大學對中國學術上的貢獻，大概要算這件事為最大。可惜愛里鶚以後，這樣的學術上的交通就不曾繼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