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權謀術是應用於人際關係中的一些策略和手段，如果運用得好，權謀術就是智慧，甚至可以成為一門藝術，令人賞心悅目，擊節讚賞。無論在政治、外交、軍事領域，還是在最為普通的人際交往中，權謀術其實無處不在。
中國的歷史，從中國最早的文字史料，如春秋時的《左傳》，一直綿延到今天的各個領域，權謀術一直在裡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只不過人們對此避而不談罷了。
人們避諱談論權謀術，原因有二：
一是在中國思想文化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儒家思想。儒家傳統重倫理，講道義，強調以仁孝治天下，而權謀術則為道、法諸家所重。但到了東漢時，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因此權謀術被視為陰謀智術而受到貶抑。
二是權謀術也確是雙刃劍。它固然是克敵制勝的謀略和戰術，但如果不與理想和道義相聯繫，也確實可以成為野心家和陰謀家的有利武器。事實上，野心家、陰謀家喜愛玩弄權術，也許是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並非出於道義，不那麼光明磊落，因此必須借助於陰謀。中國傳統中有「道」、「術」之分，所謂道，與宇宙人生相關，和治國平天下的宏大理想相聯繫。而術，卻只是達到某種眼前的、局部的現實利益的手段而已，而與國計民生了無關係。前者是智慧，而後者才真的是陰謀。
但就其謀略本身來講，你很難判定它是道還是術，關鍵在於為何所用。實現個人野心，謀取個人利益離不開謀略，而要一展宏偉的政治抱負，治國平天下，救民於水火之中，也同樣需要謀略；在政治鬥爭中，造謠中傷，投機鑽營，需要謀略，而剷除奸佞，保全自身也同樣離不開謀略。然而我們今天介紹權謀術，絕非鼓勵人們去玩弄這些權術，而是首先使人們認識到權謀術的雙重性，立本修身，吸收其積極因素，並把這種藝術巧妙地運用到正當的人際關係和工作中去。
由於上面提到的原因，權謀術在我國只是一種應用技術，而很少有人從理論上系統地加以研究和總結。很少並不等於沒有，說很少無非是與它的極為廣泛的應用相比較而言罷了。從相傳為姜太公所撰的最早一部兵書《六韜》，到《孫子兵法》，到《三十六計》，一直到明代劉基的《戰論》，雖然形式上是兵書，但裡面的智謀完全可以，事實上也的確運用到了其他的領域中。陸賈和漢高祖劉邦爭論，說馬背上得天下，卻並不能在馬背上治天下，使劉邦怦然心動，要他把所想所說的寫出來給他看。於是陸賈撰文十二篇，據說他每寫好一篇，就拿去給劉邦看，劉邦看了連聲叫好，左右三呼萬歲。劉邦把這些文章輯在一起，起名叫《新語》。《新語》裡面談到的也正是謀略。此外，劉向的《說苑》、劉基的《鬱離子》、馮夢龍所輯的《智囊》，都屬於這類著述。而《三國演義》雖然是一部歷史小說，但裡面描寫的也多是謀略，因此才膾炙人口，得以廣泛流傳。
政治家們閉口不談權謀術，卻深入鑽研，並把權謀術運用得爐火純青。這就像軍事家善於打仗，卻沒有留下兵書一樣。雖然沒有這方面的著述傳世，但不等於沒有理論，也不一定沒有總結，而是有的人把自己的心得作為秘笈，不以示人而已。這裡輯錄注釋的《殘卷》，傳為明代大政治家張居正所著。張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號太嶽，諡號「文忠」，他生逢明代由強到衰的轉捩點，任首輔十年，大力回天，使本來已一蹶不振的大明王朝重新煥發了希望和生機。他目光遠大，見解深刻，加上一系列適宜的政策和嚴明的法紀，懲治了腐敗，緩和了社會矛盾，促進了社會生產，也鞏固了明朝的統治。他成為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和經濟理論家關注的「中國經濟第一人」，被載入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史冊。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李贄讚譽他為「宰相之傑」，二十世紀為他作傳的朱東潤也稱：
「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雖多，但是像張居正那樣劃朝代的人物，實在數不上幾個。從隆慶六年到萬曆十年之中，這整整的十年，居正佔有政局的全面，再也沒有能和他比擬的人物。這個時期以前的數十年，整個政局是混亂的，以後數十年，還是混亂；只有這十年之中，是比較清明的時代，中國在安定的狀態中，獲得一定程度的進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
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他的《萬曆十五年》中，對張居正作了生動地描述：
「張居正似乎永遠是智慧的象徵。他眉目軒朗，長須，而且注意修飾，袍服每天都像嶄新的一樣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儀錶相一致。他不開口則已，一開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辭簡短準確，使人無可置疑，頗合乎中國古語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張居正早慧，據說他本該十三歲就中舉，因為湖廣總督顧磷愛惜人才，擔心他過於順利，少年得志，會自滿起來，葬送一生，就叫人沒有取他。三年後居正中舉，顧磷把自己的犀帶贈給他，勉勵他要為國成材。張居正熟讀經史，不然以後也沒法去指導皇帝讀書。他也深通權謀之術，不然就無法在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漩渦中生存，更遑論權傾朝野，一手遮天。這部《殘卷》並不見於《張文忠公全集》，稱為《殘卷》，也只是後人根據彙集整理張公有關權謀經籍而起的名字。因為這是清末人在拆除舊宅時發現的幾本紙卷，因為年代久遠，加上鼠齧，已經殘缺不全了。只是上面注明是明代張居正所撰。後來因為戰亂，此紙卷早已失落。現在的版本是源自一位日本學者當年的手抄本，藏在東京帝大的圖書館中。
張居正為官之初，嚴嵩當國，他鬱鬱不得志，曾請假三年，回到家鄉江陵，在讀書和詩酒中度日。很多人把他的這一階段的人生看成是消極的，我意不然。這固然是見勢不可為，而全身避禍之道，但未嘗不包含了養精蓄銳，以求日後一搏的雄才大略。最重要的是，他以前雖熟讀經史，但都是以空對空，而現在有了一定的政治經驗，聯繫現實去讀，效果自然不同。我想他可能把讀書的體會和心得隨手寫下，作為日後從政的秘笈。很有可能，這部書就是這一階段的產物。沒有收入集中，可能是要避開嫌疑，也可能這並不是他悉心寫出的作品，不想以此傳諸後世。另一個可能是，這是他後來為皇帝授課時的提要。當然，也不排除是別人寫的，誤當作張居正所作，或是他人託名所為。但無論如何，作為中國古代為數不多的權謀術著作，這部殘卷的參考價值是無可懷疑的。
現在對這部殘卷加以注釋，並附以相應歷史典故、人物簡介，並加以闡發，希望能對讀者有所裨益。至於原作中有觀點錯誤之處，或本人在譯注時有所紕漏，敬請讀者加以批評和指教。
史半山識於半山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