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行動決定命運

對人類的影響僅次於《聖經》的偉大勵志鉅著
帶領超過1000萬人走向積極幸福的人生

作者簡介

山繆爾．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1812~1904）

　　英國19世紀偉大的道德學家、著名的社會改革家和膾炙人口的散文隨筆作家。1812年12月23日出生於蘇格蘭愛丁堡附近的哈丁頓。他的一生閱歷十分豐富，先後當過醫生、商人、攝影師、隨筆作家、歷史學家、記者、編輯、社會改革家、鐵路大臣、公眾道德家、演說家。這種豐富的人生閱歷為他觀察人性的優劣、觀察人生成敗得失的原因、為他以後的創作，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功底。

　　塞繆爾．斯邁爾斯一生寫過20多部著作，其中最受人喜愛的是有關人生成功與幸福、有關良知、信仰、道德、自由與責任等領域的隨筆作品，這方面最著名的有：《自信》、《毅力》、《節制》、《態度》、《勤奮》和《信念》。他的這些作品所蘊含的思想對西方乃至世界許多國家近、現代道德文明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改變了億萬人民的命運，在全球暢銷100多年而不衰，成為世界各國的年輕人最喜愛的人生教科書。 被譽為「西方成功學之父」、「卡內基精神導師」。

第一章 自助才是硬道理

國家存在的價值，從長遠來看，就是為了實現組成國家的社會個體的價值。——約翰・斯圖爾特・密爾

我們對制度寄予了太多的厚望，而對人類自身指望太少。——班傑明・迪斯累利

「自助者，天助之。」這是一條屢試不爽的格言，它早已在漫長的人類歷史進程中被無數人的經驗所證實。

自助的精神體現在生活的各個領域，它既是一個人取得任何發展與進步的真正動力和根源，也是一個國家強大興盛的真正源泉。從效果上看，外來的幫助只會使受助者變得衰弱，而自救者內心的救助則必定使其強大發達。

無論你為某些人或某些階級奉獻了什麼，從某種意義上講，到頭來都反而會扼殺他們為自己盡心盡力工作的進取心和動力。在人們需要極度呵護、過分指導和嚴格監管的地方，其不可避免的趨勢是：這裡的人會逐漸變得過分依賴而不可救藥。

即使是最好的制度也不可能給某個人以積極的幫助，它們能夠做的，最多就是放手讓人們自由自在地去追求他們自己的事業，從而改善他們自身的生存狀態。但是，幾乎在所有的時代，幸福生活是通過制度而不是通過自己的行動去獲得的，人們竟然都對此深信不疑。因而，作為一種促進人類進步動因的立法的價值常常被高估了。

為此，人們設立的立法機關的職能部門成千上萬，每隔3年或5年就選舉一次立法者。然而，無論立法機關的職能被誠心誠意地履行得多麼好，它對每個人的生活和性格所起的積極影響都是微不足道的。更有甚者，每天在生活中發生的一切越來越明顯地使人們認識到，政府的作用是消極和有限的，而不是積極和無限的，即政府的作用主要在於保護——保護人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如果法律得到嚴格的執行，它就能平等地保護人們享受他們自己的勞動果實，而不受任何智力上或身體上的限制，只需人們付出相對來說很小的一點代價（納稅）就行了。然而，無論多麼嚴厲的法律都不能使遊手好閒之徒勤奮起來，也不能使奢靡浪費者節儉起來，或使嗜酒如命之徒能有所節制。要改變這種現象，只能通過個人勤奮、節儉和自我克制的行動才能奏效，即通過養成更好的習慣而不是被更大的權力逼迫著去改變。

一個國家的政府本身通常只不過是組成它的社會個體性格的複製品而已。一個高於人民素質水準的政府必將被拉回到與其人民的素質水準相同的層次，而一個低於人民素質水準的政府遲早要被提升到與人民素質水準相同的檔次。就秩序的性格特徵而言，正如水能形象地顯示出自己的水準高度一樣，一個國家的法律和政府的結構、內容及其結果也能確切地反映出一個民族的整體性格。高貴的人將得到高貴的統治方式，無知而愚昧的人則受到無知的方式統治。確實，所有的經驗都證實：一個國家的價值和力量絕非決定於其制度形式，而是決定於其人民的素質水準，因為國家只不過是社會個體的集合體而已，而文明自身也只不過是一個組成社會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個人進步的集合罷了。

國家的進步是每個人勤勤懇懇、吃苦耐勞和正直誠實的結果，就像國家的衰落是每個人懶惰、自私和邪惡的結果一樣。大多數被我們痛斥為社會大惡行的東西往往是人們自己墮落生活的產物。雖然我們可以通過法律方式努力減少和根除它們，但是，一旦遇上以其他形式出現的新鮮土壤，它們就又會死灰復燃，除非個人生活和性格賴以存在的條件得到徹底改造。如果這種看法正確，那麼接著而來的就是：最高的愛國主義和博愛主義就不應該把精力過多地投放在改善法律和制度的努力上，而應該幫助人們通過他們自己自由而獨立的個人行為來提高和改善他們的處境。

當每件事情都依賴於一個人如何用內在因素控制自己的時候，外界因素如何控制一個人所產生的影響相對來說也許就比較小了。最大的奴隸並不是那種被暴君所統治的奴隸（雖然這種統治是巨大的罪惡），而是那種被他自己性格中的不講道德、自私和邪惡所奴役的人。一個心靈被奴化的民族是不可能僅靠主人或制度的改變而獲得自由的；只要這種致命的幻想仍然盛行，自由就仍然掌控在政府手中。即使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不管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種變化對曾經身處這種幻覺中的人們並不會產生多少實際的、持久的效果。自由堅實的基礎必須紮根於個人的性格之中，它也是社會安定和國家進步唯一可靠的保障。約翰・斯圖爾特・密爾準確地評論道：「只要在其統治下允許個性存在，即使是專制主義也不會產生最惡劣的後果；任何毀滅個性的東西都是專制主義，不論它以什麼名義出現。」

在有關人類進步的問題上，時常湧現一些古老的謬誤。有些人呼喚愷撒式的救世主，有些人呼喚民族主義，還有一些人把希望寄託於議會的法令。一開始我們都準備迎接愷撒式的救世主，後來我們發現：「誰承認他並聽從於他誰就幸福」這一學說，簡單說來就是任何事情都由救世主來為人民做決定，而不是由人民自己來做決定。這種學說一旦被採納為指導原則，它必將毀滅一個族群的自由和良知，迅速為任何形式的專制主義鋪平道路。愷撒主義是人類最壞的一種偶像崇拜——它崇拜絕對的權力，其所產生的墮落效果就像崇拜單純的財富一樣。一個值得在人世間大力弘揚的有益得多的學說是自助的學說，一旦人們完全領悟了它並把它付諸行動，愷撒主義就會銷聲匿跡。自助的學說和愷撒主義是兩個直接對抗的原則，維克多・雨果對「筆和劍」的相互關係的論述適用於上述兩個原則之間的關係，即「其中一個會殺死另外一個」。

至於說民族主義和議會法令的力量，也不過是一種流行的迷信罷了。威廉・達爾幹，一位偉大的愛爾蘭愛國者，他在首屆都柏林工業博覽會閉幕式上的講話，也許非常適合被引用，如下：「老實說，在我的記憶中，我從未在我們自己的國家和同胞中，聽到人們提及『獨立』一詞。我聽得最多的是如何從這裡、那裡或其他什麼地方去獲取獨立，如何把希望寄託在那些從其他國家來到我們身邊的人身上等論調。當我最大限度地衡量著任何一個與我們打交道的人給我們帶來的巨大益處時，我的內心深處一直被這麼一種感覺深深地打動：我們的工業獨立完全得依靠我們自己。我確信，如果在利用我們的精力方面缺乏勤奮、刻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我們就不會擁有比現在更美好的機遇和更燦爛的前景。我們已經邁出了腳步，但要切記：堅忍不拔是成功的最大動力；只要我們繼續滿腔熱情地前進，我從內心深處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們就將達到一個與其他民族一樣舒適、一樣幸福、一樣獨立的狀態。」

所有的民族都是經過無數代人的思考和工作才成為它目前的模樣。在這個過程中，不屈不撓、堅忍不拔的勞動者，如土地的耕耘者、礦山勘探者、發明家、發現者、工廠主、機械師、手工業者、詩人、哲學家和政治家，雖然他們所處的階層和生活條件不同，但都為塑造自己的民族和國家作出了貢獻。他們一代一代地努力，每一代的努力都是建立在前一代人勞動成果的基礎上，並把這種努力的成果不斷推向更高的階段。這些高尚的勞動者——文明的締造者——一代又一代地努力，終於在混沌的科學、工業和藝術中創造出了秩序，因此在自然的進程中，我們這個生物種群已經成為我們那些技藝精湛、辛勤勞動的祖先所提供的豐富財產的繼承者。那些傳到我們手中的財富經過我們的「耕耘」，再傳給我們的後繼者，在此過程中，它們非但毫髮無損，而且還會得到改進。

自助的精神，正如它在充滿活力的個人行為中所表現出來的那樣，一直都是英國人性格中一個令人注目的特徵，是衡量我們作為一個民族的力量的真正尺度。儘管總能發現一些鶴立雞群、遠遠優秀於其他人的人享受公眾對他們的臣服和敬意，但我們的進步更多要歸功於眾若繁星的「小人物」和默默無聞的普通人。雖然在任何一場偉大的戰爭中，都只有將軍們的名字名垂青史，但從一個大的意義上講，正是由於士兵們的勇猛和英雄主義，才贏得了戰爭的勝利。同樣的，生活也是一場「士兵的戰鬥」——無論哪個時代，最偉大的勞動者都是各個階層的普通人，其中絕大多數終生都默默無聞，他們對人類文明與進步的影響力當然無法與那些更加幸運、名垂青史的偉人們相比。但是，即使是出身最低賤的人，只要他在自己的生活中為同胞作出了勤奮、節儉、正直、誠實的表率，他就對其祖國的幸福生活擁有了現時和長遠的影響了，因為他的生活和品行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他人的生活，成為未來的好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