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後花絮
關於《祂展開翅膀》的二三事 余欣穎（《祂展開翅膀》責任編輯）
誰是李約？
新手編輯，很榮幸就編輯到一本好看的書，之所以說好看，是因為作者李約很會講故事。李約李姐不僅口齒伶俐，說起故事來行雲流水，流暢度渾然天成，不用口說故事時，她就用筆講故事。有些故事在我們的筆下，可能只是一個平淡無奇的流水帳，但在她的筆下，卻成為一齣齣富含情感堆疊、情節鋪陳、高潮迭起、令人想知道下回如何分曉的戲劇。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印象呢？有些事情，細細回想，便發現早有蛛絲馬跡可循。
還記得第一次見到李姐時，是2006年的校園文字寫作營，李姐那時候擔任小說組的講員。礙於年代久遠加上記性不好，她那時候說什麼，現在似乎忘了差不多了。但印象深刻是，這位傳道人不只會講聖經，還還可以用莫言或一些中國作家的作品，來談時代、苦難與信仰，並且把文學講得這麼平易近人，把人性洞悉得如此透徹，令人感到十分詫異而佩服。
那時，她特別舉張承志的小說《西省暗殺考》為例，清末時發生回民屠殺漢人的慘案，左宗棠被派遣，亦屠殺了不少回民，最終平定回亂。這種記史角度，一直是以漢人的觀點出發的，因而我們從小被教育平定回亂是左宗棠的豐功偉業，卻鮮少從回民的處境來思考這件歷史事件的意義，也忽略了種族間的肅清從來就不是單方面的問題，甚至在歌功頌德間，就沒有去思考不同種族間究竟何謂真正的和平共處。像《西省暗殺考》這種好的小說，就提供了另一種思考觀點和架構，讓我們不致落入單一侷限的思考框架裡頭。信仰，非常需要好的小說來幫助我們轉換觀點，跳脫狹隘的群體觀，學習去成就更大的善。
當時，寫作營結束後，我以為就結束了。從沒想過，能夠有機會再跟這樣一位令我尊敬、充滿文學素養的傳道人相遇。
再見李約
再次和李姐碰面，是今年的一月。去年知道自己要編的第一本書，是李姐的《祂展開翅膀》，又被編輯主管告知，一月李姐會北上，屆時可以跟她吃飯，坐下來好好聊聊她的文章要怎麼成書，心中難免誠惶誠恐。見面前的那個週末，我幾乎就泡在她的文字裡，讀過她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這些文章原本是在校園雜誌專欄發表的文章，從2003年一發表，到2010年才停，一寫就是七年，反覆閱讀著她筆下那些人物生命故事的轉變：潔子、阿麗、義仔、春雨、言歡、心裡……，好像也跟著她參與了在魚池鄉村福音工作七年來的更迭變化。
見面的那天，李姐本著她喜歡分享、善於表達、真摯敞開的性格，一見面就不避諱聊起她的同工潔子生病的狀況，甚至說潔子還比她看得開，認為離世就是回到主那裡，在那裡有最好的獎賞，因而遺囑都寫好了，一切從簡，連要獻上的花也可以免了；反倒是李姐這個要照顧潔子的人，要調整服事重心，也需要轉換心情，氣色看起來比潔子還要糟，經常被人誤認為她才是病人。
見面前惡補猛讀李姐的文章，看到她和潔子十八年前，回應神的呼召，一起從同學到同工，從華神完成裝備到魚池正式開拓教會；當時魚池沒有一間教會，她們兩人彼此配搭的情誼，猶如摩西和亞倫、保羅與巴拿巴的同工關係，令我非常感動。如今潔子生病，她和李姐其實都很不好過，但聽著李姐用輕鬆詼諧的方式說著上帝給他們的劇本，以及她們一步步的調整重心、預備離開親手開拓與建造的教會、退居幕後帶領新同工等等不易的挑戰。或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漸漸發現她們離開魚池，並不是所謂的熄燈或結束營業那樣傷感；她們雖然離開，但在那裡所立下的根基，反而是個起點，讓更多的故事得以繼續發展，讓更多新的可能性得以開展，似乎也不覺得那麼沉重了。
魚池鄉的那個午後
第三次跟李姐碰面，則在三月初。
這次是我從台北下到中台灣的魚池，與李姐洽談《祂展開翅膀》的編輯事宜。會想要親自造訪一趟魚池鄉，是因為想要在這本書裡增添一些照片，讓讀者在讀李姐濃厚綿密的文字時，能有些停頓呼吸的空間。平時或多或少有在拍照，想當然也可以從舊有的圖庫中，找一些風景照或是花草照使用，但搜尋時怎麼樣就是覺得不對勁，少了一些魚池當地的味道。因而，很倉促地於前一個禮拜問李姐能否到魚池一趟。熱心的李姐雖然要照顧不停進出醫院的潔子，卻仍迅速幫我們聯絡好魚池禮拜堂的同工，讓我們當天可以借宿一晚，順利成行。
那天，聊了許多。李姐談到她從小就是嗜「字」如命的小孩，照她媽媽的說法，只要有字的東西，她幾乎就會拿來讀。直到有一天，她讀到王安憶曾經用「餵飽自己的雙眼」，來形容這樣的狀態，覺得非常貼切。大學時，她是標準的文藝青年，留著一頭長髮，喜歡穿著長裙。她笑說：「大概就是有點像齊豫那類的氣質吧！」常常泡在咖啡館裡閱讀和寫作，一寫就是八千字。
後來，喜歡俄國文學的隨行企劃同工，和李姐聊了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也談了《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裡面的信仰意涵。我則跟李姐聊起了柏格曼。
電影中的心靈交會
第二次跟李姐碰面時跟李姐提過，她所有的文章中，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來自伯格曼的啟發〉，因為我也喜歡柏格曼。記得當時李姐回我：「她寫過所有的文章，也最滿意柏格曼那篇。」但接下去就帶著不解的納悶與疑惑問我：「但是為什麼？柏格曼很老欸……。」言下之意就是，年輕如我應該不會喜歡那些過氣的老人家，或者也意味著可我太年輕，能夠體會柏格曼在電影裡頭要表達的東西嗎？
這次見面，我有機會跟她說明，為什麼我會喜歡柏格曼。雖然只是一次無意間看到《野草莓》這部電影，發現這位導演的敘事步調，很符合自己看電影能夠思考的速度，也覺得很難得有一位導演，如此認真地去思考關於生命和信仰的問題。
《野草莓》和《第七封印》同一年完成，那個時期柏格曼對信仰的思考雖未明確，還是丟出了某些石頭，泛起了些許可能性的漣漪。他的電影往往反映出他真實人生的紊亂與難解，即便柏格曼自身最終走向虛無，但透過電影，他似乎也比其他人都更認真嚴肅地去看待自己所遭遇的問題。或許若沒有電影，柏格曼的生命會是更加找不到出口。透過電影藝術，柏格曼才會是柏格曼。
不知道為什麼，結束那天的聊天後，李姐突然跟我說：「欣穎，不瞞妳說。一月我們第一次見面，看到妳時，我心中在想，這麼年輕的一位姊妹來編我的書，她會懂得我要表達的嗎？不過經過上次和這次跟妳聊天後，我很感謝主，妳懂的。」
風暴過後的那一株苗芽
年輕時作為一個愛好寫作的人，李姐說她一直記得張愛玲說過的：「出名要趁早。」
歷經魚池十八年的事奉歲月，李姐的寫作風格和動機，都變得和年輕時的寫作非常不一樣。不是為了成名，而是因為上帝要她寫下這些故事。我雖然無從讀到李姐年輕時的文字，但想起了書名會時，曾摘錄李姐的一段文字，表達這種轉變：
走過為賦新辭強說愁的寫作階段，經歷事奉底層小人物後，如今更加明白文學與寫作的意義：「原來苦悶的象徵並不是指那種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辭強說愁，乃是經歷過生命的破碎、掙扎、甚至走過苦難和絕望之後的心境，在烽火或者風暴過後滿目瘡痍的凌亂之下，偶然發出一絲綠意，一株小小的苗芽，那個生命的抒發，就是文學的契機。」
李姐如今半百年歲，終於要出第一本書了。而我卻想說，我真的很榮幸，可以成為李姐第一本書的編輯，也可以第一次當編輯，就編到如此精采的一本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