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中國女性生命故事(2版)

編者序：游鑑明
導言：胡纓、季家珍

一、學術方法論：傾聽沉默，質疑內質
1. 曼素恩（Susan Mann）：傳記史料中的言與不言
2. 賀蕭（Gail Hershatter）：重獲新生：二十世紀五○年代陝西農村婦女勞動模範的產生

二、傳記與教化
3. 錢南秀：「列女」與「賢媛」：中國婦女傳記書寫的兩種傳統
4. 盧葦菁：貞女傳記：禮儀論辯、道德批評和個人反思的平臺
5. 季家珍（Joan Judge）：典範時間與世俗時間：魏息園的《繡像古今賢女傳》與晚清時刻
6. 胡纓：性別與現代殉身史：作為烈女、烈士或女烈士的秋瑾

三、非傳統的傳記資料
（一）碑銘及小說
7. 姚平：唐代女性墓誌綜覽
8. 柏文莉（Beverly Bossler）：貞操的想像：從貞妓到節婦
9. 柯麗德（Katherine Carlitz）：情婦、長舌婦、妖婦與良婦：明中期墓誌銘及小說中爭競的女性形象
（二）史外線索
10. 伊沛霞（Patricia Ebrey）：向皇后（1046-1101）及史傳以外的傳記資料
11. 王安（Ann Waltner）：生命與書簡：對曇陽子之再思

四、自己的聲音？
12. 伊維德（Wilt Idema）：薄少君百首哭夫詩中的自傳與傳記性質
13. 魏愛蓮（Ellen Widmer）：清代中期江南的女性傳記作家
14. 游鑑明：改寫人生之外：從三位女性口述戰爭經驗說起

結語：如何閱讀中國女子傳記
附錄 1：正史列女傳統
附錄 2：《世說》賢媛傳統
參考文獻

導    言
　　
　　劉向（西元前77－前6年）編纂的《列女傳》中有這樣一個故事，魯國漆室邑的一個女子因「魯君老、太子幼」而憂傷，這時，鄰家婦人回應說，此乃「大夫之憂」，而非女子之憂，漆室女反駁說：「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眾庶，婦人獨安所避乎？」

　　大約在這個故事編纂兩千年之後，秋瑾（1875-1907）寫下了下面這首詩：
　　
　　幽燕烽火幾時收，
　　聞道中洋戰未休。
　　漆室空懷憂國恨，
　　難將巾幗易兜鍪。
　　
　　漆室女的故事為這位現代詩人評論其時代提供了貼切的典故。這一典故允許她吐露對二十世紀初中國民族危機的關切、批評妨礙她充分參與政治的性別約束。秋瑾自己不久後真的「將巾幗易兜鍪」，領導制訂了反對清政府的軍事起義計畫，而這一行動使她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一九一一年民國建立時，她被讚頌為民族主義烈士。秋瑾的一生從此變成了一個供後來的讀者們引用、模仿的現代典範故事，就像她本人引用漆室女的故事一樣。

　　我們的導言以對古代《列女傳》的現代引用開始，因為它是中國女子傳記傳統的原始文本（ur-text），並以此為本書中的所有文章提供了意識形態的、歷史的基礎。劉向這部收錄了一二五篇傳記的文集生成了一大傳統；這一傳統一直主導著中國有關女子的著述與思考，上迄編纂文集的西元前三十四年、下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秋瑾時代都還遠未終止。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中，它作為斷代史——現存最早的例子是范曄的《後漢書》——地方史、各種教化文本以及文人著述中女子傳記部分的模板發揮著作用。

　　《列女傳》早已被譯成英文，近年，至少兩部英文研究著作以劉向的文本，以及官方女子傳記傳統為主題。但除此以外，至今多數研究中國傳記文類的權威論述仍是基於對男性傳記的分析。女子傳記的特性及其在中國歷史傳統中的位置尚未被系統考察過。

　　本書乃這種系統研究的首次嘗試。它預示著中國女子傳記作為一個有其獨特歷史重要性、學術完整性、獨特方法論及研究可能性的領域逐漸浮現。在中國女性歷史與文學這一現已確立的研究領域的滋養下，下面這些文章彙集了相當一批關於女子傳記的研究，範圍覆蓋了兩千年的中國女子傳記傳統，示範了多個不同學科及跨學科的方法。

一、作為中國歷史資料的女子傳記
　　
　　本書所討論的女子生平故事不僅對中國女性歷史，而且對作為一個整體的中國歷史來說都是很有價值的資料。這些文章運用了不同的方法和各式各樣的材料，卻一致證明，女子傳記能令我們重新思考一些歷史學術假定，修正我們關於主要歷史趨勢的理解。

　　雖然《列女傳》及其後來各種修訂版本的明確目的是描繪、控制及規範女子生活，但不同文本的最終目標卻是塑造中國的文化與道德。劉向最初編這個集子是為了在儒家價值標準下促進整個帝國——而非特定性別的——文明發展。帝國晚期的學者們追隨劉向，用有德婦女的故事來譴責社會習俗的腐化，在他們自己的時代推行一種有關政治的道德願景。把女子傳記作為培養道德之方式的實踐也不是儒家僅有，佛教徒、道教徒和現代的民族主義者全都把女子典範故事當作教育工具。

　　儒士們沒有壟斷對教育性傳記的運用，同樣，被公認為有巨大影響力的《列女傳》對中華帝國的女子來說也並非唯一的道德模板。對傳記在中國生平著述傳統中的意識形態霸權的這些重要挑戰，往往反映出未載入史冊的、對儒學在中國文化中哲學霸權的挑戰。本書發掘出了另一些女性傳統及非正統的「傳記」文類。前者最突出的例子是「賢媛」傳統。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在西元五世紀所開創的這一傳統，在劉向《列女傳》所生產出的有德典範譜系旁邊發展起來，使得中國文化領域中挑釁儒家女性準則與社會規範的某些因素明確凸顯出來。循著類似的脈絡，本書還考察了大量其他體裁的傳記紀錄，為探索被列女式文本所忽略的私人感情生活提供了洞見。例如，唐代的墓誌銘就凸顯了女子——和男子——生活中的私人側面，比如，情感糾葛、虔信佛教這類在更受儒家訓誡約束的標準傳記中大多隱匿不見的側面。

　　更重要的是，本書集中證明了，中國文化雖然時常因其延續數千年而飽受稱頌，但它是不斷變化的，正如其賡續不絕一樣。事實上，正是這一動態演變使得這種延續成為可能。《列女傳》傳統在對其霸權的重重挑戰中勝出，並持續了兩千多年；但即便是它，也從未固定不變。它最標準的傳記功能是中國文化自我繁殖這一持續不斷之進程的媒介，而非永恆不變的文化造物。那些維護現狀的人通過引用古代先例，將他們自己對常見典範故事的闡釋挪用到其《列女傳》的擴充版本中，令自身合法化了。同樣，那些現狀的批評者們，包括革命者秋瑾，則認可對當代文化及政治權威的挑戰，並以這種方式賦予了古代故事以新的涵義。

　　這一傳記傳統的流動性既反映、也構建了隨時變遷的文化、性別規範。雖然傳記的一般目的——教導——在整個歷史中始終如一，但它所傳授的課程卻發生了至關重要的改變：從古代對數代同堂大家庭的倡導到社會主義時代的增加棉花產量；從帝國晚期對殉節烈女的讚美到二十世紀初對革命烈士的頌揚。正是因為每一則生平故事都蘊藏著豐富的闡釋可能性，一位像秋瑾這樣的現代讀者才可能有目的地挪用古代漆室女的故事，把她自己備受阻撓的革命熱望與這位遠古女子政治焦慮聯繫起來。很多像秋瑾這樣的歷史人物在歷史長河的某個特定時刻調動、挪用或質疑傳記傳統的種種方式，更多揭示出了她們所處的特定時刻的複雜性，而並非劉向文本中那套一成不變的價值標準。

二、女子傳記與女性貞節崇拜
　　
　　中國女子傳記傳統的動態性在從十到十四世紀所強調的規範的根本轉變中得到了最顯明的體現；這一轉變產生了後來廣為人知的「明清女性貞節崇拜」。轉變前的傳記材料對女性值得讚美的品質有著多焦點的描述，包括口才、公共責任心以及經濟方面的才能。與之相反，後來的材料則日益強調對《列女傳》高度規定性的闡釋來嚴格規範女性道德與性徵。

　　被認可的女性品質從劉向原初文本中的寬廣範圍（用瑞麗的話來說，包括了「知性美德」）窄化為妻子忠貞這一單一價值標準，是更廣泛的歷史力量的產物。這些力量包括：北宋（960-1126）與南宋（1127-1279）在遼、金、蒙古勢力的政治－軍事威脅下所產生的地緣政治焦慮，以及這些北方遊牧民族截然不同的性別規範所引起的社會威脅——當北宋陷落於金、南宋被蒙元（1260-1368）征服時，這些威脅戲劇性地變成了現實。這些外部產生的焦慮又雪上加霜地摻進了生於內部的焦慮，比如，這一時期，尤其是明（1368-1644）代晚期日益增長的女性識字率。第二個征服王朝，清（1644-1911）進一步——雖然是搖擺不定地——發展了帝國對貞女及寡婦的獎賞系統，在一個人口快速增長、社會不穩定的時代成功地把它擴展到了普通人中。結果是貞節崇拜的持續強化。

　　從宋代到清代對妻子忠貞日益加劇的激烈的、公開的、官方認可，及其在文人作品、斷代史與地方志中所孵化出的大量的典範故事，共同強調了女子作為象徵化身、女子傳記作為社會準則公告之工具的有效性。在政治、文化轉折的關鍵時代——往往伴隨著王朝或政權更迭，這一象徵性、規範性角色的作用最為明顯。由此可見，婦德定義的演變既反映也同時構建了更寬泛的歷史趨勢。

三、文類思索
　　
　　在我們對女子生平故事之歷史複雜性與重要性的考察中，我們從如下假定開始，即，「biography」是一個縮略術語（shorthand term），一個方便的、約定俗成的英文翻譯。這一英文術語攜帶著它獨有的文體類屬期望，例如，按時間順序排列的結構和心理發展，但中國的材料一般不會實現這些期望。這些材料包括多種傳統形式，常常是簡潔扼要的短文，最多有幾頁篇幅。這些短文有著獨特的社會、文化功能，諸如詳述個人生活的某些側面，而非完全展開個人生活。為了闡明這一區別，概括出中國傳記形式與西方不同的特徵，我們在此將簡要描繪中國生平著述傳統中的主要次文類。

　　司馬遷的《史記》奠基了正史的「傳」。此書寫作於西元前一○九年到前九十一年之間，包括七十篇列傳或合傳。除了關於呂后統治的一篇之外，司馬遷的鉅著中沒有女子傳記。

　　關於女子生平的傳記集始於西元前三十二年劉向的《列女傳》。女子傳記傳統與男子的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重疊，而其顯著特徵是按照特定美德來組織章節安排。附錄於斷代史或地方志的絕大多數女「傳」「是全無敘事細節的條目，雖然它們出現在被約定俗成地譯為『biography』（傳）的標題之下」（參見曼素恩收錄於此書的文章）。這些高度公式化的條目無意於敘述生平，而意在突出那些證明了特定婦女之典範美德的重要行為。

　　與官方傳記並列的是私人傳記，一個至少始於十一世紀的流行文類。這一文類包括由家庭成員、親密友人或非官府指定的私人學者所寫的傳記概略。這些概略往往是為了獲得或展示文學價值（literary merit）而作，經常是受新亡者家庭的委託，最後也會收入作者的文集之中。有時，這些非正式的傳記是作為草稿而寫，稍後會作為官方傳記的素材提交。它們一般包括關於死者有德性的行為的紀錄，類似於那些在更正式的《傳》中所能發現的紀錄一樣；此外，也包括在更官方的傳記中不太合宜的私密軼事。

　　訃告／喪葬傳統也包括了豐富的傳記材料，包括墓誌銘、悼詞和殯葬文章。這些材料或者刻於石上，隨死者一起埋葬，或者立於墓前。雖然這一紀念文化主要是約定俗成的、說教的，但它往往能比正式傳記描繪出全面得多的女子生活圖景。

　　正如中國、西方的傳紀觀念有著顯著的差別，西方概念上的自傳在中國傳統文學中也並沒有一個現成的對應物。較恰當的對應物可以在詩歌傳統和作者死後出版的文集中找到。這些集子代表了個人一生的作品，被認為是較充分的生平紀錄。它們一般都有由著名作者撰寫的序跋，提供了文集作者的生平訊息，及序文作者的自傳信

四、方法論
　　
　　中國女子傳記的獨特性迫使我們發展相應的研究方法和閱讀策略，而這一傳記傳統的動態性要求我們極為謹慎地精心創建史料分析工具。

　　如前所述，迄今為止，漢學學者們所精心設計的傳記分析模式聚焦於男子傳記，僅在最一般的層面上適用於女子傳記研究。關於西方女子傳記的女性主義研究在過去幾十年間已經產生了重大的文本發現，並常常激發起理論反思，但對我們的研究計畫來說同樣價值有限。關於浪漫主義激發下的西方傳記傳統的研究及批評理論方面更晚近的創新雖然非常有趣，但同樣沒提供什麼適用於中國傳統的方法。我們作這本書的初衷就是為了尋找足以涵括中國女子傳記傳統之豐富性與獨特性的適用方法。

　　我們在研究中發現的一個中國女子傳記研究關鍵問題，即，如何理解這些傳記的主體。我們中的一些人認為，學者的首要任務是復原歷史行動者之主體屬性（Subjecthood）的任何遺跡，同時不忘記形塑這一主體屬性的歷史限制。當傳記紀錄是有限的或程式化時，這在中國傳統女子傳記中很常見，我們必須既闡釋正統文本中的沉默與刪節，又要找到可能為瞭解該主體故事的一些片段提供途徑的新的非正統資料。與之相反，面對著這些或正式、或非正式的傳記材料中任何統一的真實自我都不可捉摸的狀況，我們中的許多人完全放棄了對傳主內在性的尋求。取而代之，我們研究聚焦在中國女子傳記生產中無處不在的文化規劃。

　　我們的中國女子傳記研究把我們引導到了關注主體性（subjectivity）、自我（selfhood）和能動性（agency）的西方女性主義哲學中一場重要辯論的中心。十年前是這場辯論最為激烈之時，當時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之間的混亂關係正處於頂峰。綱要性地總結一下：在後現代批評中，主體是通過一系列語言學的意指過程（signification）建構的結果，而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則堅持對其政治目的來說至關重要的自主、自我反思的主體性。作為一位後現代女性主義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了一種同時求助於兩種批評的、頗有前途的理論立場：「被語言建構就是在一個給定的權力／話語網絡中被生產，但這一權力／話語網絡並非天衣無縫，而是有著內部的斷裂及不經意的巧合，因此是有可能被重新意指、重新調用、從內部的顛覆性引用的。」一個傳記主體，諸如被女性貞節及流行文人話語的文化規劃所建構的明清貞女，仍可能像巴特勒所設想的那樣，是一個批判主體嗎？

　　本書文章的作者們牢記著上述核心問題，面對其歷史材料獨一無二的挑戰，使用了三種既有所重疊又相互包含的閱讀策略，每一位作者通常都依賴於不止一種策略。第一種是將各種類型的正式傳記定位到語境中閱讀，進行精細闡釋。這一策略的前提是關於中國女子生平的多數傳記著述都囿於慣例、高度程式化。唯一可能被復原的聲音並非傳記主體的，而是傳記作者們的——一般是男性。與其因這些限制而哀歎，我們寧可嘗試克服它們，集中關注這些文本所能有效揭示出的更大的文化和世界構造規劃——它們貫穿於某個特定時刻對女子生平的描繪之中。

　　我們的第二種策略找出了關於女子生平新的、非標準的訊息來源，避開了正式傳記文本中的沉默與限制。這些來源包括小說——小說與非小說的邊界在傳統中國文化中比在我們當代世界更易相互滲透；個人書信——為我們理解官方紀錄的生平故事增添了新的維度；墓誌銘——作為規範資料的對抗文本（counter-text）發揮作用；具有上文提及的自傳傾向的詩歌；詩集序言；以及口頭訪問。

　　解讀女子生平的第三種策略牽涉到找出女子所寫的文本。發掘出女子用自己的語言表達自我的資料，允許我們至少克服某些典型的列女式敘事的局限——在這一敘事中，女子只能通過她們的行為得到表現。雖然這類女性作者的傳記或自傳文本遠沒有我們所希望的那麼豐富，而且這些文本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歷史性別觀的限制，但熟悉豐富材料基礎、不受嚴格類屬定義限制的研究者仍然能夠找出，並富有成效地分析這類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