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大約二十年前，為了撰寫《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一書，我曾閱讀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這段歷史，以充實相關的知識。眾所周知，當時柯爾特斯（Hernando Cortez）只帶了六百名不到的隨從，就征服了擁有數百萬人的阿茲特克帝國。這麼一小撮人怎麼可能戰勝人口眾多的帝國呢？這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那些常見的解釋似乎都不夠充分。即使蒙提祖馬（Montezuma）和他的夥伴在剛開始時，錯把西班牙人視為天神，但沒多久，他們就從經驗中獲得實情了。或許在第一回合交手時，馬匹和火藥令土著既驚且怕。然而，在武裝衝突後，馬匹的血肉之軀以及西班牙人所舞弄的原始槍炮，自然會暴露出它們的極限。當然，柯爾特斯有辦法號召墨西哥境內多支印地安民族，合力對抗阿茲特克帝國，是勝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那些印地安盟邦要不是有理由認定柯爾特斯會贏，是不會選擇站在西班牙人這一邊的。
事實上，這則奇特的墨西哥征服記，只是更大謎團中的一部分（隨後不久，在南美洲又發生同樣驚人的歷史：皮薩羅征服印加帝國）。能夠漂洋過海來到新大陸的西班牙人並不多，但是他們卻能成功的把文化傳播給為數極眾的美洲印第安人。然而，單憑歐洲文明固有的魅力，以及西班牙人所精通的科技優勢，似乎仍不足以解釋，為何印地安人會如此大規模的叛離歷史悠久的傳統生活方式及信仰。
譬如，為何墨西哥及祕魯的古老宗教會消失得這般徹底？村民對於庇蔭他們農田無數年代的神明和祭典，為何不再虔誠了？縱然在西方傳教士的心目中，這是因為基督教的真理是如此明晰，因此根本無需解釋為何能成功轉變數百萬印地安人的信仰；但來自傳教士的宣教以及基督教本身的吸引力，似乎也不足以解釋這一切。
一窺疾病角色
在柯爾特斯征服史的諸多解釋中，有一項不經意的說法（我已記不得它的出處了），為上述問題提供了一則解答。在審慎思考這個答案以及它背後的涵義後，我的新假說變得愈來愈有可能，且愈來愈有分量了。因為，就在阿茲特克人把柯爾特斯及其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晚，天花傳染病正在城中肆虐、蔓延。那位率隊攻打西班牙人的阿茲特克將領也死於那場「悲傷之夜」（noche
trista，這是後來西班牙人對這場疫病的稱呼）。這場致命傳染病釀成的癱瘓效應正足以解釋，為何阿茲特克人當時並未乘勝追擊潰敗的西班牙人，反而讓對手有時間、有機會喘息及重整，進而聯合其他印地安族人來包圍墨西哥城，贏得最後的勝利。
再者，像這樣「只殺死印地安人，而西班牙人卻毫髮無損的傳染病」，在心理方面的暗示也很值得考量。這種差別的遭遇，當時只能用超自然力來解釋，而在這場戰爭中，哪一方受天神的庇護也是無庸置疑的。在西班牙人信奉的神展示了卓越的神力之後，環繞著印地安神祇所建立的宗教、祭師與生活方式，再也無法維持下去。難怪，印地安人會如此溫順的接受基督教，向西班牙人俯首稱臣。上帝顯然偏袒西班牙人，而且此後每一場從歐洲（不久後又加上非洲）引進的傳染病大暴發，都不斷的重複這種教訓。
這類一面倒向侵犯印第安人的傳染病，提供了門路，以理解西班牙人如何在軍事及文化上，輕鬆的征服美洲。然而，這個假說立刻引發了其他問題：西班牙人是何時且如何獲得這種染病經驗，使他們能在新大陸無往不利？為何印第安人不具有能消滅西班牙人的地方疾病？只要試著回答這些問題，很快就會開始發現迄今仍被忽略的史學領域：即人類與傳染病交鋒的歷史，以及每當舊有疾病的疆界被打破，使得新傳染病入侵某個對它缺乏免疫力的民族時，所帶來的深遠影響。
從這個角度來看，人類歷史也提供了許多十六、十七世紀發生在美洲的類似事件紀錄。本書的重點即在描繪這類致命接觸的主軸。我的結論將令讀者大吃一驚，因為在傳統歷史中備受冷落的事件，卻占據我論點中的樞紐地位。主要原因在於，負責篩檢人類在歷史上存活紀錄的學者，對於各種疾病模式可能產生的重大變化，缺乏敏銳的洞察力。
史學家忽略了傳染病
「從未遇過的傳染病襲擊人類族群時，會發生的慘劇」這類重大事件，歐洲歷史確實記錄了幾樁。十四世紀的黑死病可以算是最主要的代表，其次是十九世紀的霍亂大流行，後者破壞性雖然沒有那麼大，但卻是比較近代且記載較完備的案例。然而，歷史學家從來不把這些案例，視作重大傳染病暴發這種大型事件，因為這類與新疾病慘烈交手的早期案例，被深深的埋藏在過去，那時的紀錄殘缺不全，使得事件的規模和意義都輕易的遭到後人忽略。
在評鑑古代典籍時，史學家自然會受限於他們個人對傳染病的體驗。由於現代人已歷經過各種疾病，對於許多熟悉的傳染病，都練就出相當程度的免疫力，因此總能很快的鎮壓住一般的疫病流行；訓練有素的史學家，生活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不由得會把疫病造成重大傷亡的所有論點，都當成誇大之辭。
事實上，從前的史學家之所以沒能適度看重這整個主題，基本原因是在於他們不了解「疾病在普遍具有罹病經驗的族群中暴發流行」與「同樣的疾病在缺乏免疫力的族群中蔓延」間的重大差別。史學家若預設在現代醫學出現之前，所有傳染病的模式，都和歐洲地區的傳染病模式大同小異，那麼疫病流行自然就沒什麼好提的，因此，史學家也傾向採用隨興的方式，把這類資料輕描淡寫過去，正如我在柯爾特斯的勝利中所閱讀到的一樣。
於是，流行病史成為古文物研究者的領地，他們興致勃勃的抄抄寫寫，記下一堆基本上沒什麼意義的數據，就只因為這些資料剛好就在手邊。不過，還是有黑死病以及其他幾個流行病例，都是在軍營內突然暴發疫病，因而扭轉了軍情，有時甚至決定了戰爭的勝敗。像這類插曲當然不可能遭人遺忘，但是它們所帶有的不可預測性，卻令史學家深感不自在。我們都希望人類歷史的軌跡有理可循，而史學家為了迎合大眾需求，通常也特別強調歷史中可計算、可定義而且多半也能控制的因素。然而，當疫病在戰時（或和平時期）成為決定歷史的關鍵因子時，這份解析歷史的努力恐怕徒勞無功。因此史學家總是低調處理這類重要的疫病事件。
當然，有一些圈外人會扮演提出異議的角色，例如美國細菌學家靳塞（Hans Zinsser），蒐集了一堆足以說明疾病的確舉足輕重的例子。因此，靳塞那本讀來令人津津有味的著作《老鼠、蝨子與歷史》（Rats, Lice and History）中，指出斑疹傷寒大流行，如何經常破壞國王與武士的錦囊妙計。
但這類書籍並未嘗試把疾病史擺進人類歷史中更重大的場景。這類書籍和其他書籍一樣，還是把偶爾暴發的疫病慘案，視為突發且無法預期的事件，這在本質上已超出史學詮釋的範圍，因此無法引起詮釋歷史的專業歷史學者的興趣。
本書藉由揭示各種疾病傳播的模式如何影響遠古與現代人類的歷史，想把流行病史帶入歷史詮釋的領域。我所做的諸多猜測及推論都仍在試探階段。我提出的這些論點，還有待精通各種難懂語言的專家，細心審視經典古籍，來加以確認或是糾正。像這類的學院派研究工作，往往需要寫成論文，做為「箭靶」，看是否經得起考驗。我提出的想法和猜測，應該合乎上述的要求，同時還能吸引讀者的注意力，使他們關心人類歷史諸多舊觀念之間所存在的重要鴻溝。
除了我必須提出的細節內容外，想必大家都會認同「進一步了解人類社群在自然平衡中不斷變遷的地位」，應該成為我們解析歷史的一部分，而且也沒有人能懷疑，傳染病在過去及現在都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寄生」無所不在
在開始說故事之前，有幾項關於寄生、疾病、瘟疫的論點以及相關的觀念，或許有助於避免讓讀者弄混。
對於所有生物而言，疾病和寄生現象都是無所不在的。某生物從另一方生物身上成功取得食物，對後者（宿主來說），等於一場惡性感染或疾病。所有動物都依靠其他生物為食物來源，人類也不例外。覓食問題以及人類社群在覓食上的各種招式，充斥在經濟史中。反倒是「避免成為其他生物的食物」這方面的問題，比較少見，大體是因為人類早在相當遠古的時代，就已經不畏懼大型掠食者，例如獅子或野狼。話雖如此，我們或許還是可以把大部分人類的生命，視為一場介於「病菌的微寄生」以及「大型天敵的巨寄生」之間的危險平衡；而所謂的大型天敵，主要是其他的人類。
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指的是微小的寄生物（病毒、細菌或是多細胞生物），它們能在人體組織中，找到維生所需的食物來源。有些微寄生物會引發急性疾病，結果不是很快的把宿主殺死，就是在宿主體內引發免疫反應，讓自己被宿主殺死。偶爾這類致病的生物不知怎的，進入特殊宿主的體內，使宿主成為帶原者，有能力感染其他人，自己卻不生病；另外還有一些微寄生物，有辦法和它們的人類宿主，達成比較穩定的平衡關係。這類感染無疑也會吸走宿主體內的部分能量，但是它們的存在並不會妨礙宿主的正常功能。
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也展現出類似的多樣性。有些會立即致命，例如，當獅子、野狼在吃人或是吃其他動物時，勢必會令宿主立即喪命；有些巨寄生物則容許宿主無限期（indefinitely）的存活。
早在遠古時代，從事狩獵的人類，其技巧和威力便已超越了他們的動物天敵。人類於是竄上了食物鏈的頂端，從此不再那麼容易被大型掠食動物吞噬。然而從那之後，有好長一段時間，「互相殘殺」幾乎是兩相鄰部落的互動特色。這使得成功的人類狩獵者，真正躍上和獅群、狼群同等級的地位。
接著，當生產食物成為某些人類社群的生活方式後，另一種新版本的巨寄生方式也跟著出現。征服者可以從生產者手中取走食物，供自己消耗，因此對於生產者而言，征服者便成為另一種型態的寄生物了。尤其是在土地富饒的地區，甚至證明了人類社會可以發展出相當穩定的巨寄生模式。
摘自 緣起〈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再版導讀
宏觀的疾病文明史
李尚仁
長年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加拿大裔歷史學者麥克尼爾 （William H. McNeill），於2016年7月8日以九十八歲高齡逝世。他的經典名著《瘟疫與人》中譯本在同一年度再版，可說是台灣對這位重要歷史學者極佳的致敬與紀念。麥克尼爾被視為是目前十分熱門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研究領域的先驅，成名作是出版於1963年的《西方的興起》，該書的主標題或許會讓人以為麥克尼爾談的是「西方」的歷史，其實他討論的是數千年來人類各種文明的互動，以及西方如何於短短五百年間在此過程中興起。麥克尼爾另一本世界史名著是1982年出版的《權力的追求》（The Pursuit of Power），討論軍事與科技如何影響權力關係與人類社會。
《瘟疫與人》的內容更廣泛、企圖心也更大。表面看來該書探討的是疾病史，而此類研究早已有之，畢竟傳染病的暴發常會對歷史有重大影響。例如斑疹傷寒對遠征俄國的拿破崙大軍造成巨大傷害，或是中世紀晚期的瘟疫對歐洲封建制度的衝擊。然而，《瘟疫與人》處理的範圍遠超過個別事件、疫情與疾病，而企圖討論史前時期直到現代疾病如何影響人類的歷史。
簡潔原理看疾病史
儘管涉及的範圍龐大，《瘟疫與人》的基本解釋原理卻相當簡單，它建立於簡單的免疫學與疾病地理學觀念。簡而言之，人群接觸到來自不同環境的新病原時，常會因為缺乏免疫力而導致嚴重疫情與大量死亡。這種接觸可能是因為人群遷徙到新的環境，也可能是外來的人群或病媒將新的病原引入。接觸過微生物而仍存活者，則會產生一定的免疫力，當病原與免疫力達成平衡後，該疾病往往成為當地的風土病，尤其是兒童疾病，其殺傷力大減。
溫暖潮濕的熱帶森林，致病微生物種類多於寒冷乾燥的溫帶地區；擁擠城市的傳染病多於地廣人稀的鄉間；農業耕作和畜牧也會帶來更多的傳染病。除了病菌這類微型寄生物之外，人們還常常面臨榨取其勞動果實的巨型寄生物，像是統治者、征服者與殖民者等等。本書從這些基本原理出發，來探討生態、疾病與人類歷史的關係；從史前時代到現在的人類歷史，就是微型寄生物、巨型寄生物以及被寄生者之間的互動過程與結果。
《瘟疫與人》是生態史與環境史的重要經典，但它不是唯一的先驅。麥克尼爾自承在寫作《西方的興起》時，注意到一個奇特的現象：為何為數甚少的西班牙冒險家，能夠擊敗印加與阿茲特克等大帝國，進而征服美洲？許多證據顯示，其實是美洲原住民對西班牙人帶來的傳染病缺乏免疫力，遭到疫情嚴重打擊，而讓野心家有機可乘。麥克尼爾並不是頭一個研究此一課題的學者，美國歷史學家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 Jr.）稍早在1972年出版的《哥倫布大交換》，就是探討此一主題的生態史名著。
但《瘟疫與人》更進一步，試圖以生態因素解釋許多看似難解的歷史現象，像是玄奧的宗教教義。例如，相對於中國入世的儒教，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之所以教導人棄絕塵世，是由於印度溫暖的環境具有更多的傳染病，致使生產力低的人民在應付國家的稅賦之後，資源所剩無幾，因此發展出貶低物質世界的宗教。他還推測印度種姓制度的產生，是因為北方征服者為避免染上南方部落民族身上的寄生蟲病，所發展出的接觸禁忌。有趣的是，麥克尼爾在書中也否定過去疾病史常有的看法，像是梅毒是哥倫布的船隊從新大陸帶到歐洲的說法。
學界多方檢視
《瘟疫與人》一出版就廣受好評，學界大多讚賞其宏觀視野與大膽綜述所帶來的啟發。然而，如此充滿驚人之論的著作必然會引起批評，尤其是史料的使用與推論必遭到嚴格檢視。具有醫師資格，也專研疾病史與疾病地理學的著名醫學史學者艾克納希特（Erwin Ackerknecht, 1906-1988），就稱《瘟疫與人》為「科幻小說」。英國醫學史學者阿諾（David
Arnold）1996年出版的《自然的問題》（The Problem of
Nature）一書就宣稱，麥克尼爾對於黑死病與蒙古帝國擴張之間的解釋，具有高度臆測性質。阿諾提出許多的質疑，例如鼠疫真的是起源於中國雲南？會不會在十四世紀時中亞的老鼠就已經帶有鼠疫桿菌了？鼠疫真的是借助蒙古大軍傳播的嗎？會不會是氣候變遷導致帶菌的老鼠從原棲地出走，而使得人類與牠們接觸的機會大為增加？
此外，中國史籍關於疫病的記載大多十分簡略，在1330年代與1340年代大量發生的疫病，真的是鼠疫？還是其他傳染病？這種對於將現代醫學知識套用於過去史料的批評，在1990年代的醫學史學界達到高峰。學者懷疑能否透過史料記載，對過去的疾病進行「回顧診斷」，畢竟古代人對疾病的認知與描述和現代醫學大不相同，而古代醫者所信奉的體液說等醫學理論，也和現代細菌學大異其趣。除非有好的遺體標本，否則今天的學者也沒辦法對古代病人做細菌學檢驗，怎能光憑文字記載就斷定當時的人罹患的是何種疾病，甚至進而做出各種令人嘖嘖稱奇的歷史推論？
歷史經典瑕不掩瑜
不過，正如任教於牛津大學的著名醫學史學者哈里森（Mark Harrison）所指出，學者如果採取這樣徹底的懷疑態度，認為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所描述記載的疾病，絕對無法對應到今天的疾病分類，那麼就不可能進行任何長時段、大地理範圍的疾病史研究，更遑論進行跨文化的比較研究。
換句話說，要不要做回溯診斷以及進行疾病生態史的推論，需要看探討的是何種議題而定。如果學者追問的是社會文化與醫學理論，如何影響對疾病的認識與治療，那當然不需要借助現代醫學來做回溯診斷。但如果要宏觀了解生態、經濟與長時程歷史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透過現代科學知識來揣摩當時的疾病種類，仍舊是無可避免的。在《疾病與現代世界》（Disease and the Modern
World）這本書中，哈里森強調執著於這樣的爭論是沒有益處的，疾病史的研究應該要「百花齊放」。
《瘟疫與人》這樣的經典，影響力有時會出現在出乎意料的地方。法國學者拉圖（Bruno
Latour）往往被視為是對科學與科技有著激進看法的前衛思想家，他有時也被某些人批評為極端相對主義者。然而，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書中，將微生物與人類帝國比喻為微型寄生物與巨型寄生物，以吞食消化來比喻族群與文明的征服、消長乃至滅絕，此種看法成為拉圖的《巴斯德的實驗室》一書的靈感來源之一，不只多次加以引用，而且還大為讚賞。
麥克尼爾以同樣的視野看待微型寄生物與巨型寄生物，正符合拉圖將人類與非人類（微生物、動植物、機械甚至整個地球）都當成網絡中的行動者的理論觀點。強調科學推論的環境決定論與前衛的相對主義建構論，在此出現奇特的交會，這也許就是麥克尼爾的史學想像，展現於《瘟疫與人》的奇特魅力。
家學淵源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麥克尼爾一家祖孫三代都是歷史學者。他的父親約翰・麥克尼爾（John McNeill）是長老會牧師，也是研究基督教史的學者。他的兒子約翰・勞勃・麥克尼爾（John Robert
McNeill）是目前仍很活躍的傑出歷史學者，和乃父一樣專攻世界史與環境史，著有《太陽底下的新鮮事》，更和父親合寫了《文明之網》。這兩本書在台灣都已有中譯本出版。勞勃・麥克尼爾在史學上克紹箕裘，甚至在父親成名的疾病環境史研究領域也發光發熱，他在2010年出版的《蚊子帝國》（Mosquito
Empires），探討歐洲殖民加勒比海區域以來，黃熱病與瘧疾等病媒蚊傳播的熱帶疾病，以及該區域頻繁發生的戰事，如何塑造此地的歷史。此書出版以來獲得學界極大的好評，讚譽不斷。《蚊子帝國》的卓越成就，或許正說明了《瘟疫與人》所開拓的研究途徑，在更細膩的分析方式下，仍可帶來豐碩的史學成果。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