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藏在閣樓的故事 /魏外揚
歷史雖已過去，卻不曾遠去，它有時就藏在閣樓上或地下室的某一個角落。在英國，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百週年紀念活動陸續展開，各地也紛紛傳出有人從閣樓發現屬於那次大戰的物件，使人與那場浩劫的距離更加貼近。
例如，在肯特郡（Kent）的Scotney Castle，工作人員從閣樓的一只金屬箱子內，發現十一本日記、七十幾封信件、多枚勳章和一些與戰爭有關的物件，經過抄錄、整理後，在二○一四年，也就是第一次大戰爆發一百週年時展出，別具意義。這些物件為皇家砲兵高階軍官Arthur Hussey
所有，他的父親就是這座城堡的主人。另外，在坎布里亞郡（Cumbria）的Kendal，有個兒子在母親過世後清理母親的寓所，在閣樓上發現一疊文件，其中有一首悼念袍澤陣亡的詩作，是他的舅公Cornelius
O’Mahoney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寫的，當時他們在土耳其參加達達尼爾戰役，傷亡慘重。透過這首感人的詩作，我們彷彿置身於一九一五年的達達尼爾海峽，感受到無情的戰火和濃厚的袍澤情誼。
歷史不僅藏在閣樓，也藏在後人的記憶與紀念中。喬安納（Joanna Shelton）曾任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祕書長，她的曾祖父Thomas
Alexander（1850-1902）是第一代赴日本的美國長老會宣教士。喬安納身居要津，經常在世界各地與各國政要見面，行程滿檔，意氣風發。有一次，她接受日本大阪一間教會邀請，成為一百二十週年堂慶的貴賓，原來這間教會是她曾祖父建立的。喬安納除了參加感恩慶典，還去看了艾
拉的墳墓，艾拉是她曾祖父的女兒，在教會擔任司琴，十四歲時病逝於日本。透過這間日本教會的記憶與紀念，喬安納開始尋找曾祖父的足跡，寫成一本傳記《一個基督徒在多神之地：在日本的信心之旅》（A Christian in the Land of the Gods: Journey of Faith in
Japan），而且逐漸重建自己早已疏遠的基督信仰，最後甚至辭去那份重要職位，回歸蒙大拿州的農場，在一所小教會中擔任長老。她說：「或許，我是那位一百年前在日本未盡其功的老宣教士最新結的果子吧！」
歷史無論是藏在閣樓，還是藏在人的記憶與紀念中，總要有人去發現、去書寫，它才會說出所知道的故事。宣教士故事，由宣教士的子孫來撰寫，似乎最為理想。除了喬安納之外，我手邊還有好幾個為曾祖父母寫傳記的例子：
其一，柯喜樂（Norman H. Cliff, 1925-2007）寫他的外曾祖父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 1829-1911）的故事，中譯本《聖愛的火焰》（A Flame of Sacred Love），二○○六年由宇宙光出版，列入「馬禮遜紀念文集」之一，代表華人教會對海家幾代委身在中國福音事工由衷的感念。
其二，泰澤可（Charles Tyzack）寫他的外曾祖父陶亞當（Adam Davidson, 1832-1885）參加英法聯軍之役，深感內疚，回英國後加入基督教公誼會，他的四個兒子陶維新、陶維廉、陶維禮、陶維義先後前來中國，在四川建立公誼會在中國的宣教基地。書名《公誼會入中國：陶氏兄弟與公誼會在華史略，1886-1939》（The Davidson Brothers
and the Friends’ Mission to China, 1886-1939），封面上「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十個中文大字，透露出這個宗派除了持守基要真理外，也重視追求和平與友誼的核心價值。
華人參與跨文化宣教雖起步較晚，但如今也到了可以為家族前輩寫傳記的時候。朱敬華的《宣教火，家承傳：華人宣教先鋒朱醒魂與家屬見證》，二○一六年建道神學院出版，是這類著作的代表。全書分為朱醒魂生平、朱醒魂開拓宣教事業至今之發展、朱醒魂家屬事奉見證三大部分，不但完整記錄朱家四代與神同行的見證，也為華人初代跨文化宣教運動留下珍貴記錄。為曾祖父母寫宣教故事，朱敬華交出漂亮的成績單。
最後要說的是Esther Davison 寫的《恩惠與慈愛》（Goodness and Mercy），講述她父母在戰火下的中國所經歷的艱難歲月，二○○九年由Mill City Press 出版。本書作者Esther 的母親Maybeth Judd（1913-1997），中文名字叫祝美柏，是第三代來華宣教士。她的祖父祝名揚（Charles Judd,
1842-1919）是內地會的初代成員、戴德生的重要同工；伯父祝康寧（Frederick Judd, 1871-1956）是內地會的醫生，在上海時與倪柝聲交往密切；父親祝家寧（Charles Judd, Jr., 1876-1966）也加入內地會，在上海總部管理財務，晚年任職於費城的北美總部；姊姊祝美蘭（Kathleen Judd,
1907-1988）嫁給內地會史學家賴恩融（Leslie Lyall, 1905-1996），夫婦也都在華宣教。因此，當祝美柏於一九三六年由溫哥華出發前來中國時，中國對她而言並不陌生，然而因著日本對中國的野心，戰雲從東北、華北逐漸南移，中國對她而言卻又是充滿變數的地方。
祝美柏與同屬內地會的高惟義（Ken Gray, 1913-1973）一九三九年二月在上海結婚，婚後他們奉派到浙江奉化展開新的宣教生涯。一九四○年一月，長女Gwen 到來，為這個小家庭帶來無比的喜樂與幸福，他們在奉化度過一段美好的日子。
一九四一年春天，日軍佔領奉化，日子開始難過起來。由於身為加拿大僑民，還不致受到日軍直接迫害，高惟義、祝美柏一家人決定仍留在奉化，與中國人站在一起。直到珍珠港事變爆發，加拿大僑民變成敵國人民，高惟義一家人逃難的時刻終於來到。從奉化經由寧海、嵊縣、新昌，多半靠著腳踏車和徒步，好不容易才到達天台。難民如潮水流動，逃難之路波折難行。白天，不時在日本飛機的掃射下躲藏，有時候正經過墳場，只得以墓碑為掩護；夜晚，或棲身於髒亂無比的客店，或將就在路旁的奉茶茅屋過夜。十二月的寒風刺骨，撐到天台的時候，眾人都生病了，尤其是未滿兩歲的Gwen
最為嚴重，不住咳嗽，呼吸困難，終於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病逝。更令人難過的是，天台當地人拒絕讓一個「小洋鬼子」葬在他們的土地上，心碎的高惟義夫婦只好雇艘船，將小小的棺木運到下一個名叫臨海的城市，葬在那裡的基督徒墓園。筆者幾年前讀本書英文版，讀到這裡時不忍鼻酸，戰火下的宣教家庭所承受的苦難是何等沉重。最近校閱本書中文版，讀到這裡時更不忍落淚，因為筆者現在有一個與Gwen
年紀相近的孫女，天真無邪、逗人憐愛，更能體會當年他們失去Gwen 是何等傷痛。
書中詳述從一九四一年底開始，他們輾轉流離於浙江、閩北、贛東地區，一九四四年底從贛縣搭軍用飛機到昆明，才算脫離淪陷區。再從昆明搭飛機到印度加爾各答，轉搭火車到孟買。等到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後，從孟買搭船回到美國紐約，為九年來的第一個宣教任期劃下句點。
《恩惠與慈愛》寫到這裡就結束了，但本書作者出生於上海，可見她的父母在休養生息之後，一定又回到中國，然後在一九五○年前後再次因政局大變動，被迫離開中國。回到北美後，他們繼續在海外基督使團服事，直到年老退休。或許在中國戰火下宣教的這九年，不是他們一生中最有成就的歲月，卻很可能是他們一生中經歷上帝的恩惠與慈愛最豐富的歲月。
幾年前筆者閱讀這本傳記，覺得這個宣教士家庭在中國抗戰淪陷區逃難的經歷很有代表性，因此寫成〈戰火下的宣教路〉一文（《宇宙光》，二○一五年十一月）加以介紹。文中感嘆這本傳記還沒有中文譯本，沒想到讀者李淑雯女士主動響應，承擔翻譯初稿的重任，並承蒙梁永安先生審訂譯稿、吳望華女士確認書中部分人名與地名的中譯，袁瑒教授另序推薦，而宇宙光出版社同仁在簽訂版權與內文的編校方面也費心費力，如今中譯本得以出版，筆者甚感欣喜。本書作者在通信中曾向筆者透露，她正在撰寫父母在中國第二個任期（1946-1950）的故事，但願她早日完成，也期待有更多藏在閣樓上的故事能早日發現、書寫、翻譯成中文，讓華人教會在承接宣教大使命時，有更多美好的見證可以學習。
■魏外揚：中原大學退休講師，現為宇宙光馬禮遜學園副祕書長，多年來致力研究華人基督教史
序二
平民中的英雄 /袁瑒
記得我最早讀到的一篇有關赴華宣教的文章，是林治平老師寫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小傳〈平民中的英雄〉。文章末尾提到這個標題的出處，乃是中國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對他的讚語：「我們在人生的各方面都能找到英雄—馬禮遜就是我們在平民階級中所找到的英雄。」馬禮遜作為首位赴華宣教士，翻譯了第一本中文聖經、編撰了第一本漢英字典、創辦了第一份中文民報、造就了中國第一位傳道人，漢學先驅、外交才俊，一頂頂「第一」和「專家」的桂冠，早已使他超越了「平民階級」。而我閱讀《恩惠與慈愛》（Goodness and
Mercy）一書的原著時，不斷浮現心頭的一句話便是：「這真是一對平民中的英雄！」
雖然祝美柏 （Maybeth Judd） 出生於宣教世家，但在世人眼中，她只是一個不會做家務的鄰家女孩，而高惟義（Ken Gray）就更是一名普通的農場少年（farm boy）。他們在內地會群英譜中，沒有建立過豐功偉業，回到加拿大解甲歸田之後，由普通的宣教士恢復成普通的農場主。如果沒有這本回憶錄的問世，我們根本不知道抗戰時期他們在浙、贛、閩三省所經歷的神蹟奇事。
一九四一年，奉化陷落，高惟義在子夜孤身面對日本軍官的淫威，內屋妻女和樓上難民的安危都繫在這個二十八歲的年輕人身上。並不是他的頭頸比鉛筆更能經得起武士刀，而是地球另一頭迫切的代禱，激發了這位平民宣教士的勇氣，使他成為保衛婦孺的英雄。
奉化高家絕沒有南京大屠殺期間二十多位歐美宣教士那麼廣為人知，被戲稱為「宣教士火柴盒」（mission
matchbox）的奉化宣教站也絕沒有金陵女大那麼寬敞，庇護到的人數也沒有那麼多，但是在那個時代卻更具代表性。整個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戰亂頻仍，大城市的人可以躲進租界，中小城鎮的人逃進教堂和醫院，很多小地方只有內地會的宣教士留守，他們蝸居的「火柴盒」，就成了當地唯一的「方舟」。
二○一五年，當前身為中國內地會的海外基督使團 （OMF） 徵集宣教士生平故事作為廣播劇素材時，我便推薦了《恩惠與慈愛》中的故事——平民宣教士的英雄故事。可以說，高惟義和祝美柏這對夫婦的傳奇，先有了中國聽眾，再有了中國讀者。與此同時，我自己也在經歷加入使團的漫漫征途，凡在紐西蘭加入使團的宣教士成員都非常熟悉這樣一句話：我們乃是蒙召進入非凡的人生（called to no
ordinary life），這也確實是使團古往今來很多同工的生命見證。有一位姊妹更是把這句標語演化為一個好記的數學公式：平凡的人，因著奇妙的神，帶出非凡的人生（ordinary people +extraordinary God = no ordinary life）。
可能是出於女性的回憶口述，又經女性之手編輯整理，書中充滿了溫馨親切的生活細節，是馬禮遜和戴德生的傳記中比較缺乏的。祝美柏眼中的高惟義，動手能力極強，種菜、養羊、儲糧、組裝收音機，幾乎無所不能，他的廚藝甚至超過了身邊的女宣教士。然而，正是這些平民生活的鋪敘，更反襯出這對年輕夫婦在艱困危急中展現的英雄氣質。他和美柏，既是同工，又是同年（同一年赴華），也可以說是並肩作戰、相濡以沫的同袍和同梯。
這本傳記對我而言，絕非僅是收集到的又一本宣教士傳記而已，因為書中除了感人的敘述、傳奇的故事之外，還屢屢提到嵊縣（今嵊州）。按照華人的傳統，嵊縣是我的祖籍，也是內地會很早就建立的宣教基點。在從新昌到嵊縣的路上，背負Gwen的苦力形跡可疑。神雖然保守Gwen 沒有遭遇綁架，卻允許她幾個月後被肺炎奪去幼小的生命。更讓人撕裂心腸的還不是Gwen
的夭折，而是圍繞她的埋葬引發的張力。
從馬禮遜的時代起，赴華宣教士和他們的家人就不得不面對「死無葬身之地」的困境。到了抗戰時代，中國人受了西方宣教士那麼多恩惠，在宣教站和禮拜堂蒙受了那麼多庇護，卻仍然怕「洋鬼子們」的屍體會壞了當地的風水，以至於死在天台的Gwen，移屍臨海才能入土為安。在宣教史上屢屢讀到這些悲涼的故事，便對〈創世記〉中亞伯拉罕向赫人買地「埋葬死人」那一段經文更多一層感悟。
這對年輕的宣教士夫婦埋葬女兒時，看到同一座山的旁邊，竟然有一座棄嬰塔（baby
tower），堆滿了生下來就被遺棄的中國女嬰的屍骨。記得有一年，一位姊妹帶我們去弔念幾位溫州宣教士的墓地，其中有一些生前操持育嬰堂。我們兩人在這些宣__教士的墓碑前默立良久，最終那位姊妹開口說出了我們都聯想到的事：「如果我們生在那個年代，如果沒有這些宣教士，可能都是棄嬰塔裡的白骨。」我的祖籍嵊縣，在浙江諸縣中屬於比較貧窮的地方，男子生下來做長工，女子的出路更為悲慘，不是給人做「接奶媳」，就是送到育嬰堂，沒有育嬰堂的地方，一定會有棄嬰塔。後來女子越劇流行，很多女孩子開始學唱戲，也算是多了一條生路。
在我自己的博士論文和文章中，常常提到，雖然福音早早因著內地會宣教士的腳蹤傳到嵊縣，但是我的長輩和家人中，仍有很多人與基督教信仰擦肩而過。面對中國鄉間的芸芸眾生，一對宣教士夫婦只能是滄海一粟，他們能做的非常有限。但聽到福音並願意接受的那些人，有福了。就好像那個拯救擱淺海蜇的故事一樣，對回到水中的那些海蜇來說，小男孩看似愚拙的努力是牠們活命的唯一機會。宣教士來到中國，即使在千萬人中帶領一兩個靈魂得救，便不算辜負使命。而這些赴華宣教士群像中，很多都是像高惟義、祝美柏夫婦那樣的普通人，因著神的呼召，成為平民中的英雄。
■袁瑒：紐西蘭梅西大學社會學博士、中國復旦大學法學博士。現為海外基督使團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