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順從的美德：直擊異議分子如何追求社會革新

序
一、超人類主義者的賭注
二、歐洲堡壘
三、藥物神遊
四、插曲：預防
五、格里羅vs格里羅
六、杜麥的聖堂
七、激進份子的悖論
八、尋找利伯蘭
後記
引用文獻
延伸閱讀
作者銘謝

序

　　古今每一代人都認為自己尋得了最完美的生活方式，他們認為自己的法律、規範與習俗再自然、再必然，甚至再理所當然不過。這是我們人類的傲慢。

　　然而，我們現今習以為常的事物、那些不證自明的智慧，在世人眼中曾是危險或愚蠢的激進思想，受盡譏諷。當約翰‧史都華‧彌爾（John Stuart Mill）――自由主義哲學家與英國國會議員――提議修改一八六七年改革法案（1867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Bill），將擁有投票權的對象從「男人」改成「人」之時，引發了四方的冷嘲熱諷。反對者認為英國的男子氣概將受威脅，彌爾提出的改革將貶抑女性。彌爾敗了，敗得很徹底。「彌爾先生該以常識為基礎發表言論。」當時一位國會議員表示。

　　六十年後，在另一群激進倡議者――婦女參政權運動（Suffrage movement）――的努力下，一九二八年人民代表法（1928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終於將與男性平等的投票權賦予英聯合王國的女性。彌爾的提案在一八六七年顯得危險且誇張，現在不符合時代潮流的反而是反方意見。

　　我們生活在進步與成就接踵而至的年代，平均財富、健康與壽命都勝過從前，但我們同時面對了一系列令人卻步的問題。民族國家必須籌錢服務人民、執行法規與守護國界，卻面對前所未見的困境。全球化――物資、服務與勞力在全球自由流通――創造了贏家，但也產生許多輸家。人們居住的社區逐漸轉變，某些公共設施與服務匱乏的地區卻跟不上時代的腳步。過去三十年，所有奉行民主自由的國家皆見證了貧富差距顯著上升，許多人受困於既有的階級，無法翻身。氣候變遷對地球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傷害。各地的憂鬱、焦慮與憂愁指數達到空前的高峰……更別提這些巨型趨勢下，數千個較小的問題：公共服務左支右絀、人口老化、住宅短缺、仇女思想、種族歧視、原教旨主義（religious fundamentalism）（譯註：宗教團體試圖回歸原初信仰的運動，或嚴格遵守基本原理。），諸如此類的問題層出不窮。

　　除此之外，我們還有網際網路――鼓勵亂源、放大亂象的工具。無論好壞，新的思想與運動在網際網路的時代，變得更容易產生、更容易接觸；網路創造了難以控制的新資訊來源，以及全新的權力中心。行動緩慢、反應遲鈍又經常妥協的代議民主制，在資訊唾手可得的時代忽然顯得比蝸牛還慢。數據、資料、圖表、梗圖、井號標籤（hashtag）、內幕新聞、訊息圖表、轉推的文――洪水般的數位資訊沒有給我們更多知識與想法，反而使我們更容易被毫無道理、情緒激動、全無理性與暴動群眾般的思想影響。我們確實有了更多資訊、更快的電腦，以及專門釐清這些問題的分析師，但我們卻越來越無法預測或影響這些事物。

　　在大多數西方民主國家，人們對社會、經濟與政治的最佳秩序達成了共識，有一套教導我們如何面對挑戰的學問。當然，我們的想法在細節與手段方面仍有歧異，但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最主要的問題已有了答案：政治方面，最理想為單一司法體系的民族國家，由代議民主制產生的官員與專業政黨管理國家，決定全國公民能看、能做、能買、能放進自己體內的事物。經濟方面，以私人企業與自由（但受管控的）市場為主，而公共服務的資金源自全民義務納稅。至於社會方面，公民的人權受到保障，只要不傷害他人，人民能自由信奉自己喜歡的宗教。

　　這套思想有時稱為「奧弗頓之窗」（Overton Window），即多數人心目中正常且體面的大概念。「奧弗頓之窗」的名稱源於美國政治科學家約瑟夫‧奧弗頓（Joseph Overton），奧弗頓曾點名左右翼政治家不支持便無法當選的一系列政策――表面上偏離「窗口」不礙事，但實際脫離窗口的政策就太奇怪、太不可行、太不切實際，不可能被大眾接納。一言以蔽之，窗口之外的思想太激進了。
　　近幾年，奧弗頓窗口幾乎全無變動。我於二○一四年末動筆撰寫此書時，窗口出現了擴大的跡象，參與投票的人數減少，有投票的人逐漸遠離中間偏右與（特別是）中間偏左的政黨，支持極左或極右派的人數逐年上升。我們甚至有專門的詞彙，用以表達中間派崩解的現象――「泛希化」（Pasokification）。泛希化一詞源自一度勢力龐大的希臘社會主義民主政黨「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Pasok），希臘人民對此政黨的支持率於二○一五年從百分之四十五降至百分之四，而類似的現象在其他國家也頻頻傳出。許多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公民對政務官、國會、司法體系，甚至是民主的信任，在數年來穩定下滑，跌到了谷底。相較於一九六○年出生的人，一九八○年出生的人之中，認為生活在民主國家為「必要」的人數少了非常多。

　　新的政治空間似乎逐漸開啟，人們開始尋找變化，開始傾聽那些不同於大眾觀點的聲音――人們開始傾聽激進份子的聲音。
　　「激進份子」（radical）一詞用以描述提倡基礎社會或政治革新的人，英文「radical」的根源是拉丁文的「根」（radix）。所謂激進份子指的是認為現代社會有重大問題，並相信自己知道解決方法的人。今天，激進的思潮與運動正走上坡，越來越多人努力在街頭、走廊、廣場、聊天室，甚至是國會議堂上改變世界――過去兩年來，我致力於尋找這些人。

　　走在政治邊緣的生活有時困難非常，有時極度危險，但也異常刺激。我曾跟隨一位「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總統候選人在加利福尼亞州競選、占領並關閉英國最大的煤礦場、被丹麥的無政府主義者（anarchist）攻擊、隨反移民激進份子遊行於歐洲各地的街頭與酒吧、加入啟靈協會（Psychedelic Society）嘗試尋找「一體性」、坐在清真寺裡聽伊斯蘭教的伊瑪目（Imam）言語抨擊伊斯蘭國，甚至差幾公尺的距離沒踏上全世界最新、最自由的國家――結果我的船險些在克羅埃西亞警方的努力下傾覆。我發現「自由之愛」能導向世界和平的理由、挑戰了建立新政黨的繁複手續，還得知我活到一百五十歲的機率。我現在能清楚辨別「非法侵入」與「嚴重非法侵入」、「裸蓋菇素」（psilocybin）與「D-麥角酸二乙胺」（LSD），以及「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資本主義者」（anarcho-capitalist）與「密碼學無政府主義者」（crypto-anarchist）。

　　《激進份子》是我探索新政治團體與思想如何萌芽、成長，以及其背後因素的一本書。當然，激進思想與主流思想不一定有明晰的界線，「眾所周知」的道理會隨時間改變，所謂政治共識也時時刻刻發生微小變動。但變動的過程正在加速，當我在二○一七年初完成這本書，「激進」與「主流」的界線已不如剛開始著書時明確。

　　有資格編入此書的運動多達數百，我沒辦法一一追蹤，而部分團體我則選擇性忽略。我將此書的範圍限制於西方自由民主的國家，因為在不同情境下激進主義的意義迥然不同（尤其在沒有言論或集會自由的地區――在沙烏地阿拉伯，自由派民主黨員就算得上激進份子了）。「占領」（Occupy）等反資本主義運動我只會簡略帶過，因為相關書籍不虞匱乏，且此類型運動雖重要，作為惱怒情緒的抒發管道卻並不獨特。＊想更深入瞭解反資本主義運動及其前景，可以閱讀下列書籍：莎拉‧傑飛（Sarah Jaffe）的《必要的麻煩》（Necessary Trouble）、保羅‧梅森（Paul Mason）的《它為何在各地聲勢漸旺》（Why It’s Kicking Off Everywhere）、克里斯‧亨奇斯（Chris Hedges）的《反叛的工資》（Wages of Rebellion）等。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與克雷‧薛基（Clay Shirky）是樂觀社群媒體派的成員。寫反資本主義運動的作家，通常認定未來屬於這些反資本主義的抗議英雄，這些抗議者將運用現代科技――特別是社群團體網路――推翻現有體制。也許眾多作者如此認為的原因，是因為作家一般與反資本主義運動人士出自相似的社會環境（受過大學教育、熟悉現代科技、支持社會自由主義（social liberalism），且經濟境況佳）。＊以身分認同――性傾向、種族、性別――為主體的運動我也沒有著墨，因為我不確定自己能否在短短數頁充分討論它們。儘管如此，我仍試著整理我認為有趣又重要的各類當代激進思想。

　　接觸每一個團體時，我抱持儘可能誠實、客觀評價它們的心態，儘量傾聽它們的思想、融入它們的世界，最後儘量忠誠地呈現它們的故事。同時，我也努力保持懷疑，畢竟驚人的主張須佐以驚人的證據。我撰寫這本書並無意仔細評論所有的思想，也無意支持或反對特定的政治議題，別期待一本又厚又沉悶的政治理論，或文字精挑細選的未來政綱。政治是極其混亂又難以預測的系統，沒有使邊緣思想轉化為主流的標準流程。用更謙虛的說法，我寫這本書是為了理解政治為何――如何――改變，而我不是從緊張兮兮的主流視角出發，是從試圖改變政治的激進份子的視角出發。奧弗頓之窗面臨前所未有的拉鋸，西方民主國家邁入激進主義的時代，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與英國脫離歐盟的決定，不過是大型重整運動的早期衝突，逐漸改變我們對政治上「正常」現象的印象。此書絕非未來政治常態的全面性說明，但它至少能介紹有可能造成變化的一些思想與趨勢。我會儘量讓你自行找到結論，但這本書若能稍微動搖你心中所謂的「不可能」，我就達成寫書的目的了。

　　激進思想是非常強大的力量，能動員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發起行動，但我們無法預測激進主義將帶領我們走向何處。激進主義經常求根本、分裂性的改變，因此可能導向正面的結局，也可能帶來無窮無盡的破壞。彌爾提議修改一八六七年改革法案的同一年，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發表了《資本論》（Das Kapital）一書。馬克思與彌爾一樣提出了激進而大膽的想法：資本主義必然冷酷無情地絞殺並奴役勞工，未來將發生暴力的階級鬥爭。《資本論》的概念普及全球，俄羅斯擔憂不已的審查員最後決定不在國內禁止此書，他們認為不會有人讀這本書――然而成千上萬人讀了《資本論》，奠基於馬克思之理論的地下運動逐漸崛起。

　　當今激進份子不全是創新先驅、理想主義者、勇敢的英雄，未來也不一定會被人視為約翰‧史都華‧彌爾或馬克思這等人物，但他們也不全是原教旨主義者或傻瓜。由於激進主義者否定了主流認知，他們經常被媒體曲解或忽略，他們的思想也不受重視。然而，無論是好是壞，歷史告訴我們，今日的激進主義很可能成為明日的主流思潮。

　　無論你是否贊同這些觀點，激進思想確實能改變社會。即使它們失敗或大肆破壞既有的體制，激進思想都迫使我們思考――一次又一次反覆思索。我們現今的社會模式既不必然也不永久，明日的世界絕對會和今日大相逕庭。這本書將帶你探討未來世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