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序
西域地區，處於東西方文明的交匯之地，自古以來，民族和文化多元，近代以來，這一地區也激發了無數中外學者的學術熱情，無論是“絲綢之路”概念的提出與相關研究的興起，還是內亞史、中亞史研究的熱潮，抑或是新清史學派所強調的清朝具備“內亞特質”，凡此種種，皆與古代西域地區的特殊地位密切相關。乾隆年間，清朝統一新疆後，“西域”一詞漸為“新疆”所取代，清朝相較於以往歷朝，在該地區治理方面有其特殊之處，中外學者皆就清朝對新疆治理的多個方面進行了解讀。清代西北邊疆少數民族，在清朝的邊疆治理和維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清朝延續了中國古代王朝所謂的“守在四夷”的治邊思想，又有一定的開拓和創新，其中的歷史經驗值得深入研究和總結。筆者創作本著，即旨在以清代新疆地區的布魯特研究作為個案，以期進一步解讀清朝的邊疆治理制度和經驗。同時，也是為了進一步解析布魯特與清代新疆地區其他民族之間的交融交流過程，以及柯爾克孜族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歷史過程。
布魯特為清朝對今柯爾克孜族的稱呼，柯爾克孜族在我國古代有著悠久的歷史，清代以前，其祖先曾被稱為“堅昆”、“鬲昆”、“黠戛斯”、“乞兒吉思”、“吉利吉思”等，其祖先起源于葉尼塞河流域，在經歷了多個階段的西遷後，最終落居於天山地區，成為該地區的一支重要部族。天山地區的一些布魯特首領，在葉爾羌汗國時期以及所謂的“和卓時代”，即于天山南路地區扮演著重要角色，布魯特部落適時依附周邊政權和勢力，成為其重要特點。乾隆年間，清朝統一新疆的過程中，伊塞克湖周圍、納林河上游、楚河、塔拉斯河流域、費爾幹納地區以及喀什噶爾、葉爾羌等城周圍的布魯特部落先後歸附於清朝，清朝將其劃分為東、西部，且主要將其中的十九個部落名稱載入冊籍。由於布魯特部落數目眾多、分佈地區較廣，不同部落在不同歷史時期與清朝的親疏關係不同，乾嘉年間，希布察克、沖巴噶什、胡什齊、額德格訥、薩爾巴噶什、薩雅克等部與清朝的關係較為親近，部分首領受到清朝重用，享有較高地位：如希布察克部之比阿奇木被授為散秩大臣和四品阿奇木伯克，阿奇木之弟額森被授為軍前侍衛，沖巴噶什部首領阿瓦勒被授予四品頂戴和普爾錢等。乾嘉年間，這些部落及其首領的相關事蹟較具典型性，本著前半部分即主要論述這些部落的主要人物和事件。
嘉慶末年以及道光年間，白山派和卓家族後裔先後在南疆地區發起了多次叛亂，在張格爾之亂、玉素普之亂、七和卓之亂的前後過程中，皆有布魯特部眾參與其中，因而，本著另一部分內容較多討論此間布魯特各部的角色和地位。這一時期，希布察克、沖巴噶什部的固有地位漸為式微，奇裡克、胡什齊等部因幫同清朝平定叛亂，在諸部中佔據重要地位。中亞浩罕汗國，自乾隆年間即欺淩其周邊布魯特部落，道光年間，邁瑪達裡汗即位以來，加緊了對外擴張，楚河、塔拉斯河、納林河上游以及色勒庫爾地區的布魯特部落皆受到浩罕的統治，同時，和卓後裔的多次叛亂也皆與浩罕勢力的支持相關，因而，在論述布魯特諸部與清朝間的關係的同時，不可忽視浩罕因素的影響。東布魯特（北方吉爾吉斯）諸部較之于其他布魯特部落，具有更為密切的親緣關係，因此結成了鬆散的同盟，這較具典型性。19世紀40年代以來，東布魯特各部逐漸受到俄國的統治，俄國通過廣泛設立瑪納普，在伊塞克湖周圍、納林河上游的布魯特部落中逐漸建立了統治，這也為其通過不平定條約掠奪清朝西北邊疆的領土奠定了基礎，分析東布魯特與俄國間的關聯，有助於理清俄國對我國西北邊疆的侵略過程。
本著在翻檢清朝滿漢檔案文獻、編年體文獻、方志文獻等文獻的基礎上，結合外文文獻的記載和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對清代新疆布魯特諸部百年間的歷史進行了一定的梳理，其中，布魯特與清朝、浩罕、俄國及其與和卓家族之間所形成的關係，成為貫穿于文中的多條研究線索，也是所著力研究的問題。布魯特作為清朝西北邊疆的重要屏藩，國內外學界研究多不系統，本著旨在通過這一研究，進一步理清清代新疆布魯特的歷史脈絡、論述前人所未能闡釋清楚的問題，並由此對布魯特在清代西北邊疆的地位和角色做出進一步的評析。儘管本著存在著一定意義的創新性，但也存在著諸多不足之處，這與筆者仍缺乏少數民族文字文獻和外文文獻閱讀能力有關，這突出地表現為滿文檔案閱讀能力的欠缺，文中雖然參閱了一些滿文檔案材料，但所參考的皆為翻譯為漢文的內容，故而，一些歷史細節的考證，仍然有待于日後研習滿文、具備熟練的滿文閱讀能力。同時，更為深入的研究，亦有待于具備托忒文、察合台文、吉爾吉斯文、俄文等方面的文獻閱讀能力。所以，筆者也誠摯歡迎學界同仁批評和指正本著中的不足乃至錯誤之處，期待著與更多同仁共同推動相關研究的進步。
在本著即將付梓出版之際，特別要感謝在我求學過程中給予我諄諄教誨的諸位老師，尤其要感謝我的恩師、蘭州大學的武沐教授，感謝武老師對我多年的栽培和教導，武老師嚴謹的治學態和誨人不倦的授業熱情，無疑為弟子樹立了學習的榜樣；同時，也要感謝我的博士後合作導師、華南師範大學的張來儀教授，張老師為人熱情、學術成果頗豐，張老師的教誨和引導，也為個人治學帶來了諸多有益的啟發和思考。此外，還要向給予我指導的王希隆教授專門致謝，感謝王老師在選題和寫作方面所給予的無私指導,亦要感謝我在美國留學期間的導師巴菲爾德（Thomas
Barfield）教授, 感謝他的指導和幫助。對於在本著寫作過程中給予我幫助的圖書館和資料室，也一併致謝，要特別感謝波士頓大學紀念繆格圖書館（Mugar Memorial Library）、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Harvard-Yenching Library）、塔夫茨大學提希圖書館（Tufts University,Tisch
Library）等波士頓地區圖書館。最後，要感謝父母的養育之恩，感謝諸位親友的鼓勵和幫助，他們的支持和鼓舞，也是我求學之路上不斷奮進的力量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