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音樂家傳記新視野
傳記文學在整個文學及人類文化，占有相當的分量與地位。世界各民族起初以口語傳承民族、部族或原始社會英雄人物的事蹟；有了文字以後，就用筆記載偉大人物的傳記。
傳記因此被認為是歷史學的重要佐證，學界視其為歷史學的分支，極重要的史料。
傳記類書籍在我的藏書裡占了相當的分量，將近1,000本。這些傳記的範圍很廣，包括歷史人物（其實那一個不是歷史人物）、間諜、探險家、發明家、詩人、畫家、建築家等等。其中音樂家傳記就占了三分之二。
我有一個很大的毛病，那就是對某個特定人物感興趣時，除了蒐集在學術上受肯定的傳記以外，凡是在書店（幾乎是在國外）看到有關他們的傳記，或從書上讀到另有附人物圖像的好傳記，就會如在田野挖地瓜般，想盡辦法蒐購。結果是，書架上有關馬勒、莫札特的書就各超過100本。馬勒的研究在這幾年成為風氣，除了米契爾（D. Mitchel）及法國人拉•朗格（La
Grange）以外，也有一些新近的研究，被挖掘出來的資料越來越多。
音樂家傳記與其他領域傳記最大的不同點，可能是與一般傑出人物的生涯不同。我們從很多傳記上的記載得悉，不少人物屬大器晚成型，如發明家愛迪生兒童時期的智能發展就比較慢；但音樂家與著名數理學者一樣，很早就展現驚人的天才。
依照學者的研究，音樂家的各種特殊技藝、才能，及數理學者驚人的計算能力，最容易被發現。通常一個人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受教育及實務工作，從中自覺所長，並集中精力投注於此，才能磨練出才華及成就；但是音樂及數理方面的才華，有些是與生俱來的，如上帝的恩寵，頭頂光環，因此很容易被發掘。
幾乎可以斷言，歷史上留名的大作曲家或演奏家，都有過一段神童時期。有些特異才華無法維持太久，過了幾年這種能力就消失。
在東方長幼有序、注重本分倫理的威權之下，天才很難得以發揮，沒有人栽培天才，就沒有天才生存的空間。但在西方有個特別的文化現象，即不管什麼年代都有「期待天才出現」的強烈願望，這可能與西方「等待救世主來臨」的宗教觀有關，西方各國肯定天才，對天才多方栽培的例子不勝枚舉。
有人認為天才不但要是神童，而且創作力必須維持到年邁時期甚至逝世為止；另外一個條件是作品多，而且要對當時及後世有影響才算數。
這樣的條件，令許多夭折的天才只能屈居為才子，無法封為天才。許多人認為天才都是英年早逝，但有些天才很長壽，可見天才夭折的說法，在科學昌明的廿世紀及即將來臨的廿一世紀，是近於妄斷的說法。
音樂家傳記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傳；另外是由親友知已或學者所寫的傳記。十九世紀浪漫時期的特徵之一，就是對超現實的強烈慾望，或因想像所產生的幻想的現實，及由於對現實的不滿，而產生的超現實兩種不同的極端，因而產生了「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至上主義。在這種風潮下，自傳及一般傳記中的許多史實，不是將特定人物的幻想，或對人物的期許寫得如事實般，不然就是把紀實寫成神奇的超現實世界。例如莫札特死後不久，早期的傳記往往過分美化莫札特或將他太太康絲坦彩描述為稀世惡妻；貝多芬被捧為神聖不可觸及的樂聖、李斯特是情聖、舒伯特是窮途潦倒、永遠的失戀者。更可怕的是，將邁人廿一世紀的今天，這種陳腔濫調的傳記，還是充斥市面，不少樂迷都被誤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各國對古樂器的復原工作不遺餘力，利用各種資料、圖片、博物館收藏品及新科技，而有長足的進步，得以重現這些古音。同時因副本或印刷器材的發達，原譜不必靠手抄，使古樂譜的研究有突破性的成果，
加上文獻學的發達，以及各種週邊旁述，不同年代的演奏形式、技法漸漸地被分析出來。因此目前要聽所謂純正的巴洛克時期所使用的樂器、原譜、奏法、詮釋，及重現湮沒多年的古樂，已不再是夢想。同樣地，音樂史上的作曲家如巴哈、莫札特、貝多芬的面目，已經相當準確地重現，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人員，不再只是苦心研究的學者，還包括許多業餘研究的經濟、社會、文化、醫事專業人員，從事精密的考證工作；著名音樂家的健康、遺傳病、死因、經濟收人、人際關係等，都有豐富的史料被發掘出來。因此第二次大戰後所出版的音樂家傳記，與十九世紀浪漫筆調下的描繪相距很遠。
十九世紀傳記中描述的音樂家愛情故事極端被美化，而當時極流行的書簡更是助長了這些故事。十九世紀名人所留下的書簡，有些是吐露內心的真話，有些卻是刻意寫給旁人看的，若要以之作為史料，史學者、傳記作者都要小心取捨。
優良傳記的標準是什麼？見人見智，很難有定論，但一定要忠於史實，不能私自塑造合乎自己理想的人物形象，不能偏頗或限於狹隘的觀點，要考慮時代性及政治、經濟、社會等廣泛的文化現象，但也要有自己的史觀。
讀了優良的傳記後，重新聆聽這些音樂家的作品，會增加多層面的體會與瞭解。雖然音樂以音響觸發聽者的想像力，有些是普遍的理念，有些是作曲者強烈主觀所訴求的情感，與作曲家的個性及所追求的目標有密切關係。因此我鼓勵真正喜歡音樂的年輕人，只要有時間，多閱讀傳記。馬勒、莫札特、巴哈的傳記或研究書籍，我各有一百多本，但我還是繼續在買，看起來雖是重複，但每一本都有他們研究的成果，即使是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的獨特見解。當然，當作工具書的葛羅夫（Grove）音樂大辭典，都是由樂界的權威人士所執筆，比差勁的傳記可靠，但優良的傳記更富於情感、更有深人的見解，當作工具書也很可靠。
由於喜歡讀傳記，不知不覺中對這些音樂家最後的居所有所知悉。因此旅遊時，我都會去憑弔這些音樂家的墓地或他們曾經居住過的居所。看到這些文物器具，會讓你像突然走入「時間隧道」般，回到幾百年前的景象，與這些作曲家的心靈交流。那種感觸與感動難以言喻。
旅遊時，我除了參觀美術館、音樂博物館、上劇院、看音樂廳、拍攝大教堂及管風琴外，音樂家的史蹟或墓園都列人行程，會對這些地方產生興趣或好奇，大半是讀了傳記而引發的。
讀好的音樂家傳記，如聽好音樂，對人的一生、才華、成就，可以做烏瞰式的觀察，對同時代人造成衝擊，對後代產生影響，並可以培養人們閱讀歷史的技巧；而且有些文章如文學作品般巧妙雋永，讀來回味無窮。
這套由Omnibus出版的音樂家傳記系列，英文原版我幾乎都有，因為內容比聞名的葛羅夫音樂大辭典更深人，對每一個音樂家所處時代，有清楚的定位，應用最新研究資料，附加適宜的註解及推薦相關書籍，幾乎可以當作工具書，其中有些作者是樂界的權威人士。對音樂家及其作品想要有更深人瞭解或欣賞的有心人，這是一套良好的讀物。
資深樂評人 曹永坤
導讀
浪漫派鋼琴詩人
在西洋史上，十九世紀可說是中產階級與貴族體制間，經過數百年鬥爭後的決戰點。前者因十二世紀以來之同業公會及自由城市而興起，後者則最終在一次大戰（1914-18)隆隆炮火的伴隨下，成為明日黃花。十九世紀浪漫派的藝術家，猶如革命血海中綻放的一朵紅玫瑰，一方面和數百年來與之形同生命共同體的貴族社會做最後一刻的依偎；同時又嘶喊著個人主義的曲調，在舞台上凝聚了前所未的熱力，成為偶像崇拜的對象。
1791年古典樂派靈魂人物莫札特歸天，次年青春的貝多芬赴維也納求發展，成為當時樂壇新新人類之代表。而法國大革命也在此際爆發，引燃了浪漫時代的星火。1809年至1811年乃「革命之子」拿破崙開高走低的關鍵期。而此刻歐洲樂壇亦物換星移，除有古典之父海頓的去世（1809)及孟德爾頌(1809)、蕭邦、舒曼（1810）與李斯特
(1811）等浪漫大師的相繼誕生，普羅米修斯般的貝多芬也即將投入他的晚期風格，為浪漫樂派帶來火種。
蕭邦生於波蘭，祖籍是法國，又曾遊學德奧，對巴哈及莫札特的音樂推崇備至。這三個不同的民族對蕭邦產生了極微妙的影響，而他也擅於擷取各族的精華。有人說波蘭賦予蕭邦騎士的精神與歷史的創痛，法國帶給他優雅的氣質，而德國則加添了他浪漫的情懷。詩人海涅更描述蕭邦在演奏之時，「他既非波蘭人，又非法國人，也不是德國人，而是屬於莫札特、拉斐爾與歌德所代表的更高的國度，詩裡的夢境才是他真正的故鄉。」
不同於絕大多數十九世紀浪漫派作曲家，蕭邦並未寫作大型的純管弦樂曲或歌劇，而僅以鋼琴一種樂器取勝。蕭邦的精神實際上極為古典，除上述的巴哈、莫札特之外，他也很欣賞洛可可時期義大利鍵盤音樂作家史卡拉第。蕭邦近兩百首的各式鋼琴音樂，儘管詩意盎然，引人遐想，卻多藉古典曲式為題，例如前奏曲、奏嗚曲、變奏曲；或以特定樣式的性格小曲（character
pieces）為本，例如馬祖卡舞曲、夜曲、敘事曲等，將樂曲所能引發的任何想像空間完全留給演奏者與聽眾。不同於孟德爾頌、李斯特、舒曼等擅用多彩多姿的標題音樂手法創作的浪漫派作曲家。
雖然蕭邦一生中並不常在正式的音樂會上公開演奏，卻受到舒曼、李斯特等同輩極高的推崇，屬十九世紀出類拔萃的鋼琴大師。德國作曲及指揮家希勒（Ferdinand
Hiller，1811-85）曾妙筆生花地形容道：「別人彈來優美的裝飾音，到了蕭邦手上便化為多彩的花環；別人彈來靈敏的技巧，蕭邦的演奏則如飛燕翱翔，……即使是對蕭邦作品有最深刻的瞭解與發自內心的熟稔，也無法掌握他在演奏中傳達詩意的獨門絕活。」
像蕭邦這樣集作曲家和演奏家於一身的情形，在二十世紀之前乃屬常態，演奏家不演奏過時的古典音樂，而以演奏當代的，尤其是自己創作的樂曲為時尚。十八世紀的觀眾前往欣賞一場莫札特的音樂會，是希望看莫札特演出自己的新作；同樣地，1830年代巴黎觀眾在聽蕭邦演奏時，他所彈的也多半是自己的曲子。現在所謂的古典樂壇，作曲與演奏是完全分工的，要先有曲子、樂譜，才有演奏；但巴哈、莫札特、蕭邦的情形，有時正好相反，是先有演，邊彈邊創作，經過幾次演奏後，曲子才開花結果。
生活在歐洲板蕩的世局，歷經了多次淒美的戀情，憂鬱的蕭邦，即使在微笑中的音符中也能找到。在自創的《送葬進行曲》聲中，一坏波蘭塵土伴著他長眠。
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暨音樂系專任副教授 樊慰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