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日本文評家厨川白村（1880-1923）曾有一句名言，文學創作乃是「苦悶的象徵」。我想沒有人更能體會此中的真諦。
二○一六年九月，個人不自量力接下中央研究院人文組的行政工作。平時公務煩忙，雖說一心偶而可以數用，但又不能分心耽誤公事，所以只得利用夜晚和周末的有限時段，從事一些零星的探討，是故至多只能產出一些小品文。有天夜深人靜，突然靈光一閃，多年前書寫《哈佛瑣記》的經驗，給我一個及時的啟發：既然缺乏充分的時間可進行深度、廣度兼顧的研究，不如僅憑回憶，捕捉若干所見所聞，尤其是自己因緣所遇的學人，縱使是驚鴻一瞥亦無妨。因此拙作所描述的學人，其中有些人物僅止一面之緣，若哲學家桑代爾（Michael
Sandel）；也有歷數十年情誼的老朋友，若孫康宜、王德威、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田浩（Hoyt Tillman）等，另外當然包括惠我良多的幾位飽學的師長。之間熟識的程度雖然有別，但用心則無兩樣。
然而有些名家囿於只有一言半語，卻難以成篇。例如：史基納（Quentin Skinner），二○一三年在史語所所長室談到他年少輕狂時寫下他的成名作：“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1969)，其自得之狀，猶歷歷在目。二○一五年，微觀史家金士堡（Carlo
Ginzburg）於「傅斯年講座」，慷慨激昂闡述猶太人的歷史情境及政治立場，義正嚴詞，聲若洪鐘，震耳欲聾。二○一六年因擔任「中央研究院講座」來訪的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教授，多年來在倫理學、政治哲學，以及思想史方面成就斐然，業已躋身世界一流學者以及思想家之列。尤其他近年來關於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理論，在學界舉足輕重；個人在從事孔廟聖地的分析時，曾有所參照。我也把握了他訪問中研院史語所的機會，與他當面討論在跨文化的脈絡下，神聖性與世俗化對立的不同可能樣態。雖至為景仰，然僅止於此，只得忍痛割愛。整體而言，這些書寫都僅止於個人的接觸，所以不免主觀成份居多，而局限於片面的觀察。記得英國史學大家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曾出了一本名人見聞錄：《個人印象》（Personal Impressions），運筆之間，或許對我多少有些微的啟示吧！拙作敘述的手法，約可比擬繪畫的「素描」或攝影的「快照」吧！
其它的學術論文的產出，大略也是處於同樣公、私交迫的窘境。學人札記約略只需兩、三天即可草就，但與「王國維」則足足奮鬥了不下三個月，方得下筆勉強成篇，寫成〈王國維的哲學時刻〉一文。本來三十多年前，我原擬以「王國維」作為博士論文，但與其糾纏了幾個月，便發現自己力有未逮，並沒有足夠的準備，可以處理像王國維這樣了不起的學者，其學問之廣博和運思之複雜，皆非初學者的我可以承擔，當時遂得中輟而滿懷挫折。歲月磋跎，即便今日智識稍長，個人也只敢擷取他問學之初的一小段，略作分析，淺嚐即止。但總算一償夙願，彌補了昔日的缺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陳甜女士復再三建議，收入若干討論思想史上重要學人的論文，與「素描」當代學人的札記並置，令思想史與學術界、研究對象與研究者作一對觀。其間究竟有何分殊，竟難以分曉？
末了，感謝允晨文化公司廖志峯先生願意刊行拙作台灣繁體字版。另外，我必須向陳靜芬女士特別致謝。多年來，她不辭辛勞而且極具耐心地整理了我塗鴉的文稿，俾便為來日刊行，做了最佳的預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