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訂新版序一
感謝李峰先生，在台北出版「西周史」著作新版後面，惠賜長跋，補充二、三十年來，新出現的考古資料。跋文原文就有大約四十多頁，再加上圖版七十多頁，工程不小。我深感他的厚意，也佩服他的功力。
我自從脊椎二度大手術以後，迄今再無體力查核許多考古資料。這些資料的重要性，經過李峰先生惠撰跋文提示，於西周發展的資訊，遂可有更深一步的理解：這一長跋，對於西周史讀者，大有幫助。他的博學卓識 ，點石成金，補充了許多該補的地方。感激佩服，謹此額手拜謝。
關於他的跋文部分，請大家自己看，我們讀了他的跋文以後，也有一些感想，同時，也對於西周在最近發現的考古遺存，看到一些資料，彼此配合，我也提出拙見，補缺、釋疑，也許對讀者諸君的理解、能有幫助。
第一點，我想說明的是，西周的封建，在東方的中原平原上，西周建立許多封國。這些封國，幫助維持西周秩序在華山以東，迄於渤海邊上，在這一大片中原的主要地區，控制整個舊日夏、商兩代的疆域。那兩代沒有完全充實的結合為一。經過西周的封建，才有綿密的網絡，使得這一疆域，終於籠罩在大的系統之內。在這一體制內，王室還居於領導地位。例如，有如李峰的提示：外藩已經分封，卻仍兼任王室的公務幹部。又如，較大規模的征伐，即使他姓諸族擔任重要角色，然而，仍由王室與姬姓諸侯，擔起主要部分的任務。
這個龐大的體系，內尊外卑體制，就替中國後來的格局，打下中央主導的基礎。並在如此網絡的基礎上，更提示一個超越理念，將上帝和天命結合，天命和仁心結合，同為一體， 文化高層，建構了超越觀念的啟示。
這一啟示，遂使如此廣土眾民上面的古代集合體，從那時以下，一直到今天，成為無法分割的文化體。文化體之堅實，是比政治體更重要，也當然比任何一代的政府的體制更為重要。文化體長久傳承，政府結構卻不妨除舊換新，與時俱進。從不同的統治方法，換成另外其他的方法，得到適當的調整，例如，從古代的封建，可以慢慢調節到皇權帝制；又可以從帝制調整到民主制度等等。
人類歷史的長程發展，乃是文化層面的演變：歷史的過程，在以文化基礎上，啟動重要調節。中國古代文化基礎，當時以西周開展的大格局，籠罩在中原之上，籠罩中國千年萬民之上，樹立中國這一塊人、地不能分割的長久局面。這個長久局面，對於東亞世界的穩定，有極大的意義。東亞之外，至今似乎還沒有其他地區，也出現同樣超越人種、超越地區的超越型的思想境界，也沒有長久使用共同語言、共同文字，如此廣大的一個訊息溝通網絡。出現於東亞的個例，對世界將來的歷史，是有極大的重要性。將來世界全球化之後，中國這個打不散的大局面，將是世界全球混亂很重要的一個安定力量！我們要感謝，從西周以下到今天，中國歷代文明的持守者，堅持如此原則，努力使其基礎越來越充實。
再回到西周本身，我願先補充一段西周本身的起源。從考古資料顯示：姬姓的周人，是和姜姓的羌人，以及西北邊上的戎人，戎、姜兩族幫助西周，構成了向東開發的大局面。這兩支力量在中國內陸的西北方出現，有三個缺口，正好是從前童恩正的意見：中國國內「高山、高地、高緯度」大弧型的西北角落上，從俄羅斯到河西走廊，經過祁連山、賀蘭山，今天寧夏曾經是水草豐美的屯墾地區，漢朝屯墾的居延，這個三角形的地帶，是中國本部在西北開口的一個邊緣，又有從此切入中國本部的通道，河西走廊：這一通道，旁邊有青海大草原，中間是祈連山。祁連山兩側，都是良好的牧地，是牧人和農耕民族之間交接的地方。黃河一曲，轉向東流，北面是蒙古，南面是今天陝北，然後南流。這個地方自古以來，氣候改變，一南一北在這裡拉鋸戰，有時候是牧地，有時變成農地。
西周本身追溯他們祖先發展過程，曾經自白，先人在這一帶曾經陷於戎狄，但又回於農耕，這意思就是，我們曾經做過牧人，也曾經做過農人。這整句話，頗符合考古學資料反映，古代氣候轉變的大關口：距離現在四千年以前，歐亞大陸東半邊，曾經有過一次很嚴重的酷寒，這酷寒大概維持了將近一千年之久。這一段的酷寒，使得牧人的地帶往南移，農耕地更往南移，作物才可以生長。但等到西周出現的時候，正好回暖的時候，回暖的季節，使得本來無法往北開展的地區，又變成農耕地，至少出現農耕地和牧地交界之處。
另外一方面，這一帶地方居住起來良好以後，歐亞交界處那條大的南北通道，烏拉爾泰山以南，開始的興都庫什山大的通道，許多畜馬的民族，將他們製造和駕馭馬車的技術，傳到了東方，更於後來，牧人知道騎馬，又將騎馬的技術也傳到東方。《詩經．大雅．緜》：「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西周開拓，「來朝走馬」，到達滸下，顯然已經學會騎乘了。
在西周開始，大概正好是乘馬車的技術已經傳到東方廣大的草原上，使得這些駕馭馬車的民族，他們南向和東向的壓力，恰好壓在前述的三個接觸點上；構成了新發展牧地上的壓力，於生產結構、戰鬥能力、各個方面，影響到中國農地為主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區域。這些新來的族群，移動力大，人數眾多，他們牧養方式也因為氣候逐漸轉變，比以前可以得到更多的生活資源，因此，他們的組織也可以比以前更有效地適應，更有效地進入本來已經屬於農耕地帶的關隴一帶：這一西周的姬姓的族群，配合姜姓和戎氏之間，結合聯盟，姬、姜聯盟更是維持長久。姬姜聯盟打下了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對於此後西周的發展有極大的用處，今天我們傳說中的「姜太公」，就是一個姜姓的酋長，和姬姓的酋長通力合作，打下了西周的天下。傅斯年先生研究課題「周東封」的主力部分。
西周的天下可能是姬姓的，姜姓是他聯盟的、也是通婚的親戚族群。我們從這兩「姓」的東向開展路線看：發展的過程，在牧野之戰，以及此後分封，我們可以看出來都是兩條管道：一條管道是黃河的北岸走，從陝北進入今天山西運城平原，進入山西的另外一端，那裡正好連接到古代夏族的族群的疆域。夏族族群大概從夏的部落聯盟以後、以「夏」秩序的後人自居，其分布地帶：從山西南部，一直延伸到過黃河，黃河的西岸，就是陝北這一帶。這一帶就變成由西向東，北路一線的通道—這一個通道是姬姓西周，向東開發的主力軍。主流的道路大概是從中央走，下了華山，直接進入中原，經過牧野，一直到殷商首都「大邑商」，最近的安陽這一帶。在這一主攻路線，姬周諸侯，韓、虞、虢、晋（唐）、衛、管、蔡，以至於東方大藩：周公長子受封的魯，以及由此北轉，分封召公兒子於燕山之下的燕。姬姓諸侯掌握了宗周和成周，兩大片中央地帶及其四周，號為中原。
中原南方還有一條線，東向開展，則是姜姓作為主力軍。姜姓的主力軍中，申、呂、謝、許，都從漢中河谷，這條坡道，進入漢水流域，連結淮河流域，再下去接到黃河向南開口的濟、泗一帶。這一條南方的路線，這一帶的主力發展是姜姓諸侯。姜姓主力最大的兵站，是在今天的齊國。也就是今天山東半島靠西邊的一帶，在這裡姜姓氏族領袖，姜太公長子，受封於齊，中原東端最富庶的山東半島。李峰先生最近研究歷城考古遺址，也證實了這一觀念。
周人向東開展的大基地，其中間一路，和北線一路，兩條路，如前所述，向北繼續發展的責任，都在姬姓族群的手上，所以從魯國更往東北、往北走，就走到邢國、走到燕國。燕國有一個姬姓的大兵站，燕國的受封，就在今天北京附近。邢國以及其他的姬姓諸國，順著太行山、以及順著燕山，都有姬姓的後人。這一支又和山西境內，運城平原的晉國，順著黃河邊，跨出去可以接合上。所以，姬性的兩條路，北線和中線結合在一起向北拐，一部分是追商人的後裔，追奔逐北，防堵殷商後裔再起於東北。另外一方面，在燕山底下，北邊牧地和東北森林之間，開拓了姬姓的土地。
顯然他們發展的任務，姜姓往南走，姬姓往北走。所以，齊國的姜姓，有不少地方是往南走的開展，進入江蘇北部，徐、舒一帶，遂成姜姓的開展空間。齊國後來是直接和南方巨強，吳、舒不斷糾結，反映周初東封，齊國獲得的空間，即是擔任南進的主力軍。
上述周人東封，這些在南線的開發上面，並不是只是為了姬姓族獨大；東南的金、銅，以及後世的金屬，鐵，不論姬、姜，都是重要資源。江、湖、山、澤豐富的材木、與東南沿海的魚、鹽，都是黃土中原生活只所依仗。如此格局，中原腹地北取草原的牲口皮毛，南取金屬、材木、魚鹽，當時中國的區間資源的供求轉輸，儼然已經建構為華夏生活圈的大格局。
這個宏大的格局，從今天的關隴一帶，往東開展，散為扇形，一翼從齊國開展南下，一翼從魯國開展北上。從陝西的北部，直到河北渤海、黃海、東海之濱，這一廣大地區，由傅斯年先生所稱的周東封與商移民，組織西周封建網絡的農業城市群。這些農業封邑向北推動，互相支援，同化了、也接納了北方牧人族群。這些族群包括，商代曾經很盛的鬼方，到了西周叫做槐氏，也就是「懷姓九宗」的懷，以及後來在晉國發展霸業歷史上很重要的各種戎氏，這些戎人，在「壩上」一溜山谷，正如林沄提示，兼顧農、牧，遂為農牧轉換混合型，發揮了彼此交流和互相共存的媒介。（林沄，〈夏至戰國中國北方長城地帶遊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燕京學報》14期，中國考古學會絲綢之路考古專業委員會官方網站）
先秦北方諸國開始築長城，秦一中國，連結為「萬里長城」：「長城線」能夠存在，是南方的農耕族群，以自己城市築牆的經驗，構成了一條連續布防線，從大同到太原，漁陽，至今的北京，這一條線連續不斷。
這一防線界定了中國農地和牧地的緩衝地帶，既是南北的界劃，也是南北的交集：既有戰爭和衝突，也有貿易和交流，長期如此糾纏，終於由模糊，而逐漸融合。這個宏大的格局，終於界定了中國的北方文化的剛強堅毅。
南方的發展模式，可能是人群的移動：西周時代，姜姓基地在偏於巴蜀的一面，向南開展發乃是順路，由此南進漢水流域上游，逐步往南發展，很重要的原因是尋找銅礦。
春秋時代的「吉金」，不外銅合金的鑄品及其有關礦石，湖北的銅礦相當開發，到了戰國的時候開發地更多。湖北的銅綠山礦，古人相當早就開採了。到今天，這一帶還是銅、煤、等銅合金成分的金屬都有的地區，古代沒有用到很多稀有金屬，但銅礦和錫礦是很重要的。這個向南尋找「南金」的動機，是他們繼續不斷試探，往南、往東，還西進入川，更深入中國的大西南，所謂「南中」，亦即由此打開了整個南方的南大門。
循此扇形展開一條線平行，往南走，又折華南與華東，終於，中國江河大平原的核心，和百越民族，吳越和湖南一帶，洞庭湖邊上古代山裡面的越人，以及在過了嶺南，廣東的越人，北方的民族和沿海的越人，無不逐漸融合於華夏大集團的共同體。如此長期、長線的接觸與融合，其面向之寬、廣，彼此影響之深、遠，遂能將整個南方，吸納收攬於中國的文化的族群混合集團之內。西周時代的開展，毋寧是此後三千餘年持續發展的發軔階段。
其整個形勢：扇形開展、往東開、往北開、往南開，就構成了中國廣土眾民，天下秩序的總體形勢。
在如此基盤上面，西周又造構建了一個龐大的文化交流網。姬、姜兩文化團體，帶著作戰任務，可是也帶著豐沛的文化資源，交流溝通與逐漸融合，使得各處地方的文化，因為網絡寬、網絡密，籠罩在東方古代文明之上，終於，周東封與殷移民，古代和西周，結合為一體。夏、商作為基礎的東方局面。本來是夷夏東徙，一變而為宗周與成周。古老的夷在東方，當年從海河流域看來，夏是在山西；可是從陝西看來，夏在中原。「華夏」，整體大布局，不是一天能夠完成，乃是經過西周數代的分封，編織為彼此支援的共同體。
西周的分封，與歷來外族進入中國，建立皇朝的歷史，互相比較，西周的局面更宏闊、更長久，他發展的功能更為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使中國成為中國。「華夏」這兩個字，要從華、夏，相結合，我們才能理解是西周，從割據一方，打造出一個「宅茲中國」的氣魄。
我此篇序文，則補充李峰先生所說的意見。李跋提起過，西周本身的統治，不再是粗糙的部落統治，卻已經進展到相當程度地專業化及職務分工，凡此，我稱之為「統治機構分工合作」的機制，如此貫徹落實，即可使西周中央政權，指揮整個大的舞台，有效的統治整個中國東方大平原，以及其兩側，北方的平原，南方的河川、湖泊地帶。這一強大的中央指揮部，據說是周公根據殷商王子的勸導設計，西周宏規的確非同小可，不可忽視。
西元前七八○年（周幽王二年）陝西岐山發生了中國史書記載較早的一次大地震。《毛詩正義注疏．小雅．十月之交》用了四句話、三十二個字，形象生動地描述了這次地震發生的全過程和地震引起的地貌變遷：「燁燁震電，不令不寧。百川沸騰，山塚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潛莫懲。」顧功敘主編的《中國地震目錄》將此次地震震級定為六至七級，震中位置岐山（北緯三四．五度，東經一○七．八度）。
地震時，「西周三川皆震。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國語．周語》）。三川即今陝西省的涇河、渭河、洛河。估計震級可達七級以上。引發山崩地裂，河川壅塞，接續是供水不良，亦即農作歉收的旱災。這次震區廣大，關隴周原，無不受災。不僅經濟損失嚴重。由於天災引發的不安，可謂人心惶惶。幽王十一年，犬戎侵犯宗周，西周覆亡。
這次大地震，西周毀損，西、北方，進入西周腹地的戎人族群，深入滲透，愈來愈多，犬戎滅了西周本部的宗周。這一變化，兩都體制，垮了一半。東封中原建「成周」為統治東土的中心。遂落實「東都」功能。當初，周公自己擔任首輔，率領中央幹部群，往返於西部宗周和東部成周之間。
東西來回移動的中央政府，能夠兼顧西面基地和東方的封國。世界古代史上，有另一個晚於西周幾乎千年的個例：歐洲古代的羅馬帝國，分成東西兩部分，西羅馬是本部，新得領土東羅馬，另設「副王」，開府治理。不需很久，東羅馬形同獨立，羅馬帝國從此分裂。中國古代的帝國，假如不是周公採取兩都並重的安排，也有可能分成東西，很難統一於一個中央。後來，等到宗周無法抵抗新來的族群的侵犯時，周王政權，可以退而求其次，重點置於東土，開拓更大的空間。
我們必須了解：西周的封國，並不裂土封彊，使子孫分享榮華富貴。西周諸侯，幾百年來，分擔了開拓、同化、聯繫、合作，構成廣大親屬網絡，疊加於分封藩屬網絡。這一宗統和王統，族群的三統合：宗族、族群、及政治統序，三統疊合為一體，構成了綿密的巨網，牢不可破。
相對於中國後世歷史的征服王朝，西周建立的制度，最為牢固。五胡亂華後的胡人政權。只有拓跋氏的北魏主動採取漢化，胡漢混合，終極創造了隋唐大帝國。其他征服王朝，或者在中國消失了，或者被漢人驅逐，遷回老家故居，例如蒙古被明王朝大軍驅趕漠北。另一方面，漢人持續在南部和西南部開拓，他們持續，而和緩的移民活動，經由通商和文化涵化過程，遠多於經由武力征服。如傳涵化的效果，終於將廣大的南部和西部，融合於華夏中國的一體。
從古代典籍留下的記載，西周分封諸侯的訓令「冊命」，通常吩咐封君：必須注意族群間諜和諧，必須尊重當地風俗習慣和信仰，必須促進本族與本地族群間不斷互通婚姻。封君率領進駐的人員，分封文書常常列舉派遣製作車輛、武器、鑄銅、刻玉，或相關構件，燒窯、製陶、紡織、縫紉、旗號、樂器，各種工藝技能的專業隊伍。由此可見，西周分封，也注重擴散當時屬於先進的生產文化項目。這些集體移民隊伍，竟可說也是介紹和轉輸工藝技能的任務，俾得在西周龐大文化體系內，擴散經濟文化，普遍提高生產水準。
在李峰先生列舉西周遺址，出土許多工藝品和工坊遺跡。例如陶器製作，包括瓦當、器用，遺址規模之多，儲藏數量之大，無不驚人：在這裡，等於是一個龐大的工藝製造基地，提供了當時工藝材料的資源，也足夠提供工藝人才的訓練基地。周原群的各種作坊，在古代而論，規模堪稱龐大。我認為，如此龐大的製造基地，其任務是培養分封制度中，上述擴散周人工藝實力的基地：如此猜測，不知李峰先生認可否？
我謝謝聯經的同仁，當然更也謝謝李峰先生，對我這本書很重要的補充，我今天是九十歲老人了，最近十餘年來，身體並不很好，尤其幾次大手術以後，我的手不能執筆，頭不能俯仰，讀書、寫字都已屬難事。撰寫著作，都是靠口述筆錄，請陳珮馨女士記錄，在這一階段，也感謝珮馨幫我們這個忙，謝謝。
前言
西周介於殷商和春秋之間。自從商代遺址遺存及大量卜辭出土後，商代文化、社會及歷史的研究頗有可以依據的材料。今人對殷商的知識，可說超邁太史公的時代。太史公可能見到今人無法再見的載籍，可是太史公見不著商代的居室、墓葬及遺物，也見不著商人自己書寫的龜甲卜骨刻辭。春秋之世的史事，有《左傳》、《國語》兩部大書，及諸子百家的記載，為史學工作者留下了極為豐富的史料。許多當時的事蹟、人物及風俗文化，都斑斑可考。夾在中間的西周，論文獻史料，只有《詩經》、《尚書》中的一部分，及春秋史料中追述西周的一些材料。在近代考古學發達以前，金文銘辭已有若干資料，足以補文獻之不足。但是相對的說，有關西周的史料，比之商代及春秋，都遠為貧乏。惟此之故，西周史在古史中是比較冷落的園地。
最近三十年來，中國考古資料大出。由舊石器文化以下，每一個時代都比以前有遠為豐富的史料供史家董理梳爬。西周史也因此添了不少新素材。大致說來，這些素材包括三類，一是西周的遺址，如岐下的周原、長安的豐鎬、洛陽的東都……以及數十處西周的墓葬和窖藏；一是遺址中出土的遺存，例如禮器、用器、工具、兵器、車馬……一是若干青銅器的銘辭，使金文資料的總數增加不啻倍蓰，其中有些銘文，透露了不少前所未知的消息。到今日，累積的考古報告及專題研究的專書與論文，也已有數百種。只是綜合性的西周文化史，尚未出現。本書作者不辭狂妄，竟嘗試整理這許多累積的原始資料及研究成果。作者的目的不在為西周文化提出終極的論斷，而毋寧是為了開一個端，譬如長途遠行的中途，稍作逗留，為過去的累積作一個小結，俾便自己及有同樣興趣的史學同行，由此小駐的尖站，作更進一步的探討。作者另一個目的則是為一般讀者提供稍微通論的讀物，俾知中國古代有這一段歷史及其發展模式與形態。為了後一目的，本書的格式盡力避免作史料考證細節的討論，也不加一個附注，只是交代了依據史料及前人論點的出處。作者本人只希望這樣的體例，占了學術專著與通俗作品的執中點。—也許，兩頭都落了空！凡事成敗，總由嘗試開始，後果如何，在開手時殊不易逆睹；是以也只能暫時不管後果了。
西周史的若干中心議題，為史學同行聚論焦點的，至少可以有下列幾項：西周的社會性質如何？封建的本質如何？商周文代嬗替的關係如何？周人以蕞爾小邦，開創了八百年的王業，這番業績是如何成就的？凡此問題，我人由今日擁有的史料，頗已可提出若干初步的假設，起碼不必再如三十年代作猜謎式的「論戰」了。本書的中心議題，集中在「華夏國家」在西周時代的形成過程，也就是由西周的發展，觀察中華民族及中華文化逐漸成形的過程。本書各章的討論，都圍繞這個議題，諸凡社會組織、經濟形態、文化擴散、華夷關係，無不在這個主題下論述。
西周年代學，已是周代歷史上的顯學。年代學本來也應是任何史學工作的基石。不幸，西周年代學有許多根本性的難題，這些難題至今仍難解決。西周年代學待決的問題，一是周代開始的確切日期，一是各王的統治年數，而這兩個問題又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自從嘉道以來，不少前輩學者提出了對西周積年與各王斷代的意見，也已有好幾家成體系的西周年曆譜，如吳其昌、董作賓、陳夢家、白川靜諸位先生的力作，都成一家之言。附表可代表主要各家的意見（圖1）（白川靜，一九七五：三二四；勞榦，一九七八；Nivison，一九八○，一九八○A；周法高，一九七一；屈萬里，一九七一：七八七）。
這十幾家不同的意見的歧異，主要由於依據的古史說法不同，也由於對金文資料中月相名詞的瞭解不同。茲先說古史說法的不同。西周共和以後，年代可據，但共和以前諸王年代有待推定。單以武王伐紂年來說，劉歆根據《武成篇》的資料，以三統曆推定武王伐紂年相當於西元前一一二二年。但是裴駰《史記集解》、僧一行在《新唐書》「曆志」大衍曆議訂的武王伐紂年，董作賓先生推定相當於西元前一一一一年。其他的說法還有西周諸王中若干王的年代，分別見於《帝王世紀》等處。又《史記》〈魯世家〉的魯國諸公年代，可用來補共和以前諸王年代的空白。但是今本〈魯世家〉和劉歆《世經》所引〈魯世家〉，其年代又頗多不同。依據這些不同史料，各家各有選擇，也各有其拼合遷就處，所得結果難免有歧異了。屈萬里先生僅以共和以後諸王年代的若干異說及共和以前魯公年代的兩種說法合排，即可得到九種不同的西周積年（屈萬里，一九七一：七八九—七九○）。
再說月相解釋的問題。根據金文資料中年月日期推算時，對月相的不同瞭解，可以把同一月相名詞放在完全不同的日期。金文中常見記錄月相的名詞，共有四個：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這四個名詞指哪幾天？王國維先生創為四分月相說，以為四詞各指一個月由月初到月尾的四分之一（王國維，一九五九：一九—二六）。董作賓先生創為定點月相說，以為一個月只有月初（朔，或死霸、初吉）及月中（望或既生霸）兩個定點，這個定點只有兩天的游移，各稱旁死霸及旁生霸（董作賓，一九五二）。由於古史資料只有年月及日子的干支，這一天屬月之何日，可以因月相的解釋不同而有歧異。不僅西周有年月日諸器的斷代不同了，對於文獻資料（如「武成」）中的年月日也各有不同的系屬，連帶的也就影響到推定各王年數有不同的算法。王董二家的說法，孰是孰非，不能一言決定。例如白川靜先生從王氏四分月相為各周器斷代的方法，陳夢家先生則大致上採董氏之說為其「西周銅器斷代」一文的依據（陳夢家，一九五五）。近頃董說頗受勞榦先生的批評（勞榦，一九七八），但是劉啟益先生則又根據新出的幾件銅器銘文大體上肯定了定點月相說（劉啟益，一九七九）。其實，周代金文中的四個月相名詞，其出現頻率並不均勻。初吉出現的次數遠超過其他三詞（勞榦，一九七八：五○—五一；黃然偉，一九七八：六四）。除非鑄器專挑月初，這一偏頗的現象頗難解釋。如果「初吉」只是「吉日」的別稱，則月相的系屬更有問題了。
正因為西周年代學上有這幾大不易解決的難題，本書不擬勉強採取任何一家的理論，以假定各王的年代和西周積年。至少在目前，考古學的新發現還不足以解決這個難題。一本史學專書而沒有十分肯定的年代學系屬史事，這是無可奈何的抉擇！本書的史事分配，大致上接受白川靜先生所著《金文通釋》或陳夢家先生所著《西周銅器斷代》中各器的安排，因為二氏對各器所屬世代，往往由形制、花紋及出現人名為組合標準。一段一段集合成組，排列其前後次序，諸王年代及總積年，反而不是首要的問題了。
本書敘述，以文獻、考古、金文三項資料參合組織。金文史料，過去有《兩周金文辭大系》一書為完全，今日則以白川靜先生的《金文通釋》與《補釋》為最全的集子。因此本書舉證銘文，只要《金文通釋》（或《補釋》）已採入的，均以該書為資料來源。至於對銘文的解釋，則比較各家意見而擇其最善者，卻也不是全從白川氏之說。在附圖中，本書選了若干新出或不多見的銘文拓本，以便讀者。其原銘拓本未經錄入者，概請查檢白川氏原書，或其他著錄金文的集子。
本書各章中，有三章以史事的敘述為經，其餘各章，則以制度與現象的討論為主，可算繫於經線的緯了。這幾章中的敘述仍上下貫穿。各章置於西周初、中、晚三段中最有關係的一段，並不表示所討論的現象只見於這一時段。諸章經緯相維，惟讀者善加注意。
三十年前進入臺大，李玄伯（宗侗）師始為啟蒙，遂對中國古史發生興趣。後來董彥堂（作賓）師、凌純聲師、李濟之（濟）師由不同的方向又加鞭策。二十年前，王雪艇（世傑）先生及李濟之師倡議修撰《中國上古史論文集》，由作者受命襄贊。該書經營甚久，集稿也很辛苦，但至今不得正式出版。今茲本書出版，一則紀念玄伯師、彥堂師、濟之師三位先生，再則也求稍贖未能終始雪公交下任務之罪愆。
自從入台灣大學以後，多少年來未嘗稍離中國古代史的園地。歷年來受師長教誨之恩，既深且重。諸師中尤可感者為芮逸夫、勞貞一（榦）、高曉梅（去尋）、石璋如四師及私淑仰慕的錢賓四（穆）先生，敬在此向各位先生虔致謝忱，並祝這幾位學術界的大老身體清健。
本書付印之時，先母猶健在，此書出版時，先母已棄養，蓼莪之悲，終生長慟。本書撰寫期間，往往冷落了曼麗與樂鵬，現在可以稍微多一點與妻兒談話的時間了。本書編排校對，承林載爵、方清河、葉達雄、杜正勝四兄偏勞，謹謝四位。
本書的英文版，係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除了加上由同事林嘉琳教授（Kathyrine Linduff）補入美術史部分外，英文版的〈物質文化〉一章也擴大了一倍，至於全書論旨則與本書大致無甚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