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皇極經世書》為北宋邵康節先生所撰，其時，邵子與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等四人，為世所稱五大儒者。嗣後加朱熹、陸象山、呂祖謙三人，共為學術界繼往開來宋代之八大儒，構成理學一派，惟八家學術各有特點，各自獨立。
即以邵康節而言，其學說雖源出道家一脈，但其主旨亦遠承堯、舜、虞、湯、文武、周公、孔孟之道統，另兼具道家自然法則之意涵，故博大而精深。
紀昀在《四庫全書》中，論及邵子之《皇極經世書》，謂其「立義正大，垂訓深切，是經世書，雖明天道，而實責成於人事」紀昀之論，應屬深入而中肯。邵子與二程，皆籍河南伊川，程伊川（程頤）之名，亦緣此鄉里之故。
惟《皇極經世書》，自來除少數專家外，能徹明其理者甚鮮，故自乾隆年代以還，對該書闡釋發揚者，頗為罕見，實屬遺憾。
今者，有閆君修篆，亦為邵子伊川鄉里人氏，其耗時三載，撰寫《皇極經世書今說》之書，宏揚邵子學術，用心良苦。
緣閆君自幼於鄉里嬉戲於邵子安樂窩祠，耳濡目染，傾心於邵子及其學說。及長，入塾習儒，對《易經》之學情有獨鍾，抗戰中期，閆君投筆從戎，轉戰各地。來臺後數十載，歷經軍政要職，然公務之餘，仍孜孜於易學，並有著作問世。閆君後以少將階退役，轉任商界，但對易學之研究，始終如一，迄未稍懈。
數年前，閆君摒離世緣，發願專心致力於邵子《皇極經世書》之闡釋，一則以宣揚我中華文化，一則於此特殊時代，發揮邵子之學，提昇智慧及理性判斷之功能；再者，亦鄉里孺慕之情所依也。
閆君所著此《皇極經世書今說》一書，又名《邵子全書》，初期完成百萬字，洋洋大觀，其中列舉先輩學者之觀點論述，再加個人研究心得見解，極為詳盡豐富，難能可貴。
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時值尚利之風遍野，天下勢將趨亂，正此時也，閆君不畏艱苦，宏揚邵子學說，如能收挽狂瀾之效，則眾生幸甚，中華文化幸甚。
惟一般世俗認知，因邵子學術亦涉占卜，故謬列其入術數之類屬。對此，紀昀曾云：「洵淬然儒者，雖明天道，而實責成于人事，對此，非讖緯術數家可同日而語也。」其然乎？其不然乎？故置不論。
今值閆君撰述出版之際，樂為之序。
文／南懷瑾
作者序
天津橋上聽啼鵑 只是當時已惘然
妙意都應窮卦畫 餘情聊爾託詩篇
這是明儒薛瑄，讀康節先生《伊川擊壤集》而作的詩。大意是說：康節先生，在天津橋上聽到杜鵑的啼聲，心中對當時宋朝的天下大事，已經感到惘然無措了。又說：先生學問的精微處，除了極盡妙思於掛畫外，心中的無奈，只有託之於詩篇了。
宋英宗治平四年（西元一○六七年）某日，正是春暖花開的時候，康節先生陪客人出外散步，忽然於天津橋上，聽到杜鵑的啼聲，變慘然不悅。客人感到奇怪，問其原因。先生說：「從前洛陽沒有杜鵑，現在開始有了，這是地氣由南向北轉移之故。恐怕不出兩年，朝廷將用南人為相，多擢用南方士人，專務於變更舊制，天下從此便多事了。」果然於熙寧二年己酉二月（西元一○六八年），即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同年七月開始變法，以致天下騷然。康節先生偶聞鵑啼，即知南人為相，天下將亂，豈非咄咄怪事？
明朝景泰六年（西元一四五五年），洛陽知府虞廷璽，有一天升堂問案，竟然是兩個農夫，為了爭一塊石頭，來打官司。一個說石頭是他耕田時挖出來的，所以應歸他所有；另一個則說，這塊石頭是在他田中發現的，當然理應是他的。知府感到很奇怪，為什麼兩人會因為一塊石頭而興訟？於是便要他們把石頭抬上堂來，親自查看。赫然發現石上刻有「大明景泰乙亥，知府者虞廷璽，為我復興此窩」十八個字。這年正是乙亥，知府亦即南鄭人虞廷璽；再看字跡，也不像新鑿刻的樣子，何況鄉人也沒這個膽子，來跟知府大人開玩笑。那麼，是誰刻在石上的呢？虞知府十分驚詫。原來邵氏故居安樂窩，在金時成為九真觀，到了元朝，九真觀為火所焚，夷為田地。虞知府是個聰明人，一想，原來二人爭石頭打官司，是康節先生與知府大人開的玩笑，要他為其復興安樂窩。於是便發動地方仕紳，就是原石處，興建一所康節祠。
這就是開創宋朝儒學五子之一的邵康節先生。
康節先生，生於宋真宗祥符四年辛亥，著《皇極經世書》，目的即在於經綸天下。惜因陳義高遠，寓意幽深，傳其學者不多。西山蔡元定氏謂：「先生之學，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觀程子「內聖外王」之論，當知蔡氏言之不謬。
梁啟超氏說：「康節先生之學，以宇宙萬有皆生於心，為學主性善說，但與孟子的說法不同，非佛非道，事事憑空創作，後人無其聰明，故不能傳其學」。
先生為筆者鄉先賢，幼時嘗嬉戲於安樂窩，鄉人皆知其神於數，能知過去未來之事，而不知其學問之大也。《皇極經世書》乃余向之所慕，茲於讀易之餘，展卷讀之，聊為斯篇，以竟儒慕先哲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