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小說·新電影

一本128頁的書要涵蓋新小說、新電影這樣寬廣而復雜的兩個創作領域，仿佛在下一個賭注。首先是因為相關的概念模糊，使得任何試圖以此作為界限明確的研究對象、並確定其內容的做法都困難重重，並且問題頗多。同時也因為這樣一項嘗試只能精減內容，加上由於它的兼容並蓄，一開始就不得不將構成每部作品特色的寫作分歧棄之不顧。由此造成本書作者和讀者的失望情緒，就像新小說家們被歸並到「雜物櫃和縮小儀的同一個標簽」之下時表現出的遲疑。正如M．比托爾在《履歷》 (1996)中所寫的，他抱怨自己被貝址了標簽，「它粘在我的皮膚上!現在仍然這樣，在學校教科書或詞典里，比托爾，就是新小說!好像我的工作就止步於1960年┅┅」至於C．西蒙，在他最近的那本《植物園》里，嘲諷了20世紀60年代新小說的自我參照癖，同時呼喚能使新小說與此遠離的東西。

然而，如果我們只限於社會文化現象，那麽必須承認新小說確實存在過——夾帶著更為隱秘地存在的新電影。它在文學史上不容置疑、無可爭議的地位必然導致人們對這場「運動」的性質及其在小說演變過程中的作用提出疑問。

對新小說家的研究比比皆是。同樣也不乏對羅伯-格里耶、杜拉斯和霍乃的電影的精彩分析。綜合性作品就稀少一些。本書是首開先河，以相同的審美和思想狀況作為理論基礎，將這兩大創作領域從比較的角度結合起來。我們的任務通常在於搜集已有的素材，將它們按照我們所希望的最有說服力的邏輯方式進行整理；從翔實的資料總匯中抽取一些有代表性的例證。盡管我們的參考資料取之不竭，但援引太多可能出現混亂，因此為了避免所舉的例子過於分散，我們還是僅僅從最能說明問題的相關文章中引用數量有限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