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漫說文化

“文學史研究叢書”總序
小引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
寫在前面
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
關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對話
緣起
世界眼光
民族意識
文化角度
藝術思維
方法
附錄一 關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兩次座談
附錄二 關于“表現即藝術”的討論
附錄三 有關“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種種反響的綜述
後記
漫說文化
漫說“漫說文化”
歲月無情又多情
十年一覺
漫說“漫說……”
“說東道西”的姿態
漫卷詩書喜欲狂
“父父子子”里的文化
兼問蒼生與鬼神
“鄉風市聲”的意味
未知死 焉知生
“世故人情”中的智慧
男男女女的主題
難得浮生半日閑
何必青燈古佛旁

中國學界之選擇“文學史”而不是“文苑傳”或“詩文評”，作為文學研究的主要體式，明顯得益于西學東漸大潮。從文學觀念的轉變、文類位置的偏移，到教育體制的改革與課程設置的更新，“文學史”逐漸成為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知識體系。作為一種兼及教育與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學史”在 世紀的中國，產量之高，傳播之廣，蔚為奇觀。

從晚清學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展開，提倡新知與整理國故終于齊頭並進，文學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發展。在此過程中，北大課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1904）還只是首開記錄，接踵而來者更見精彩，如姚永樸的《文學研究法》、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和《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黃侃的《文心雕龍札記》、吳梅的《詞余講義》（後改為《曲學通論》）、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胡適的《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和《白話文學史》、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和《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紅樓夢辨》、游國恩的《楚辭概論》等。這些著作，思路不一，體式各異，卻共同支撐起創立期的文學史大廈。

強調早年北大學人的貢獻勺並無“惟我獨尊”的妄想，更不會將眼下這套叢書的作者局限在區區燕園；作為一種開放且持久的學術探求，本叢書希望容納國內外學者各具特色的著述。就像北大學者有責任繼續先賢遺志，不斷沖擊新的學術高度一樣，北大出版社也有義務在文學史研究等諸領域，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學邁進吶喊助陣。

在很長時間里，人們習慣于將“文學史研究”理解為配合課堂講授而編撰教材（或教材式的“文學通史”），其實，“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此乃學者揮灑學識與才情的大好舞台，盡可不必畫地為牢。上魔窟草創期的文學史著，雖多與課堂講授有關，也都各具面目，並無日後千人一腔的通病。

那是一個“開天闢地”的時代，固然也有其盲點與失誤，但生氣淋淋灕，至今令人神往。魯迅撰《序言》，劈頭就是︰“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後世學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之，自魯迅先生始。”當初的處女地，如今已“人滿為患”，可是否真的沒有繼續拓展的可能性？胡適撰《發刊宣言》，以歷史眼光、系統整理、比較研究作為整理國故的方法論，希望兼及材料的發現與理論的更新。今日中國學界，理論框架與研究方法，早就超越胡適的“三原則”，又焉知不能開闢出新天地？

當初魯迅、胡適等新文化人“整理國故”時之所以慷慨激昂，乃意識到新的學術時代來臨。今日中國，能否有此跡象，不敢過于自信，但“新世紀”的誘惑依然存在。單看近年學界之熱心于總結百年學術興衰，不難明白其抱負與期待。

在20世紀的最後一年推出這套叢書，與其說是為了總結過去，不如說是為了面向未來。在20世紀中國，相對于傳統文論，“文學史”曾經代表著新的學術範式。面對即將來臨的新世紀，文學史研究究竟該向何處去，如何洗心革面、奮發有為，值得認真反省。

反省之後呢？當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們期待著學界同仁的積極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