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書壇是碑派書法一統天下的格局。一方面,經過清代後期數十年的發展過程和何紹基、張裕釗、趙之謙等著名碑派書家的影響,學習書法由南北朝碑版墓志人手的觀點已經成為風氣。另一方面,搜訪、鑒藏碑刻拓本的活動使無數以前未受重視的古代石刻得以面世和流傳,並且形成了一批膾炙人口、爭相搜購的“名晶”,再加上《廣藝舟雙楫》這樣的書學著作的鼓吹和推動,使書家取法碑刻的做法具備了理論上的依據和物質上的條件。至此,碑學理論和碑派書法對元、明以來籠罩書壇的帖學書法的取代已完全實現,此時的書法風氣因此而發生了根本的轉變。
碑派書法的最主要特征是書法家們在技法、風格上對個性的明確追求和頑強表現,從吳昌碩、康有為等人的作品中可以明顯感到,作者對碑派書法審美原則的把握和發揮已達到不遺余力的地步。
與此同時,碑學理論和碑派書法的強大,也使其顯示出更大的包容性和泛化趨勢。這主要表現在新發現的甲骨、簡版、殘紙文書等材料對碑學的擴充以及碑帖結合觀點的出現。沈曾植的碑帖相融、鄭孝胥的納碑人帖和曾熙、李瑞清的以帖補碑等做法表明,碑派書法已開始跳出相對狹隘和純粹的碑學理論界限,向著更為廣闊和多樣的天地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