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文化的斷裂：對崇川鎮民間「標會」的研究

序 言
第一章 緒 論
一 研究的緣起
二 前人研究的基礎
三 選題研究的視角
四 采用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 對「崩會」的初始記敘
一 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二 龍飄飄：一個克里斯瑪型人物
三 信任錯置的代價
四 「標會」的畸變
五 田野工作地點概述
第三章 對「合會」的歷史社會學分析
一 關於「合會」的歷史記載
二 關於「合會」的社會記憶
三 「合會」的信任機制
四 「合會」的功能
第四章 焦慮：「標會」的成因
一 「拆一還一」的拆遷補償政策
二 「單位」控制的解構
三 政府、領導信任的缺失
四 國家金融政策的調整
五 「只錯時辰，不錯日子」的信任慣習
第五章 斷裂：「標會」暗藏的風險
一 關系運作：信任關系的建構
二 揮霍與操縱：龍飄飄們的真實面相
三 多米諾效應：預言的自我實現
第六章 政府何為
一 規避「崩會」預警的「鴕鳥策略」
二 回避「崩會」治理的不作為態度
三 「標會」：一只「燙手的山芋」
四 政府不得已而為
第七章 找回信任
一 社會轉型與信任轉型
二 制度創新與制度信任
三 政府組織與制度信任
主要參考文獻
後 記

從社會的構成看，人際間的互動如果不植人信任，人們就無法共同生活，社會也就不復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講，信任是人類社會生活的首要基礎。

遺憾的是，在經典社會學家們的理論建構中，誠信並沒有成為他們的主流話語。只是在社會學領域一向被認為取得了令人稱羨的成就，卻在諸多流派中難以歸類的邊緣性人物——齊美爾，才首次提起社會信任這一邊緣性話題，對現代社會中的信任問題做了診斷。在他看來，由於現代社會的信任喪失了明確的個人性特征，因此，交換的擴展就全賴「普遍一致性」原則在多大程度上被交換主體意識到，並被當成制約主體行動的最高原則。在此情形下，從交換中分享到的各種利益又成為社會成員能動地擴展交換關系的重要激勵機制，從而使得整個社會趨近「文明」。此后，無論是微觀的符號互動理論、交換理論，抑或宏觀的結構功能理論，都看到了誠信對社會秩序所具有的功能。隨着現代性問題的日益彰顯，信任在構成社會中的核心作用越發吸引着當代的社會理論家如盧曼、吉登斯等的密切關注。美國學者弗蘭西斯·福山更是語出驚人，提出了一個國家的福利及其參與競爭的能力取決於該社會本身的信任程度，並主張以積極的道德資源建構社會的文化環境。

隨着改革的漸趨深人，中國社會在初步搭起了市場經濟框架的同時，以誠信為主體的傳統文化卻正遭受「實利精神」的侵蝕。一個被視為在特定群體中具有強信任關系的社會，卻面臨着「殺熟」的危機，整個社會呈現出信用缺失的道德真空狀態。轉型期的社會信任問題也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近年來，國內學者圍繞社會信任問題或是做系統的理論探索，或是借助問卷進行橫向剖面的實證分析，做了大量的開創性研究。但是，信任是不斷積累而增值的過程，個體對於信任行為或合作行為的預期會依據經驗的指導而變化。因此，作為一種歷史依賴的過程，如何在信任的研究中植入文化因素，在歷史的動態中勾畫出社會信任的狀況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個社會的信任傳統是有「上下文」的，是借助人們的集體記憶，在一定語境中形成的一個文化結構整體。社會的結構特征不僅表現為橫向的，而且還表現為縱向間的延續，即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同社會類型的聯系。傳統中國由於長期面臨着人口過剩、資源匱乏的窘境，大多數家庭總是生活在飢餓的邊緣。在這樣的艱難條件下，自給自足的家庭是庇護和合作的唯一理性選擇的場所，牢固的家庭制度也就成為與險惡多變的環境相抗爭的一種基本防御機制。作為一種具有原生性、非制度化特征，並長期存留於民間的互助組織，無論是不計息的「做會」還是計息的「標會」，也就成為抵御各種風險的一種非正式社會保障機制。若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審視，長期以來，崇川人互助過程中的「經濟沖動力」之所以一直受到遏制，與原初服從於風俗傳統，隨后又受拘於集權制的「超穩定」結構下的社會信任密切相關。

然而，「人性」本身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概念。它不僅會因不同社會文化傳統的塑造而呈現出地域性差異，而且還是由「個體決定和社會決定」的雙重決定過程型塑而成的。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人們對事物現實感的共享，既堅實也脆弱。其堅實性由社會行動者們處於持續、穩定、頻繁的日常社會互動的場域的可信性所傳達，並不斷進行着信任的生產和再生產。而其脆弱性也會因那些通常能得以成功維持的日常習俗遭到侵擾而孳生。

目前，中國社會正處於轉型期。作為原初計划經濟模式下的社會微型結構——「單位」正受到市場的強勁沖擊，單位控制的式微或解構使社會行動者不再具有外在的限制和約束，個體被拋入「社會缺席」狀態。同時，社會自身的變遷不僅意味着它的結構要素的變遷，而且還意味着它的超結構因素——集體意識的變化。當經濟的發展躍過了初期的「溫飽階段」之后，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性」所具有的無限多的可能性與物質生活的意義世界的復雜性相共生。人們不再簡單滿足於「吃」、 「穿」、「住」、「行」，人們的效用函數不斷被放大，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可以說幾乎完全被物與物的關系所遮蔽，甚至所取代，成了「見物不見人」的金錢關系的世界，所有的僅是個人的偏愛和好惡，以至於自我福利最大化的內在驅力產生了嚴重的「外部性」。集體意識的衰落使社會陷人道德真空狀態，在意識領域內道德到處閑散游盪，變成了毫無控制的非社會存在。個體陷人了「規范缺席」的狀態。在「規范缺席」和「社會缺席」雙重並存的情況下，「分裂的自我」使傳統的信任文化發生了斷裂，並最終將社會的信任紐帶撕成碎片。邱建新博士的力作《信任文化的斷裂——崇川鎮民間「標會」的研究》以「鎮」這一特定的社區作為透視的焦點，向人們展示了社會轉型背景下，帶有濃郁東方文化互助色彩，並被西方一些著名社會學家作為研究華人社會資本來源的典型案例的民間「標會」最終發生「崩會」事件的這一個案，通過深度研究這一個案，對於展示社會的變遷和轉型對社區人際信任關系產生沖擊的動態過程，無疑具有普遍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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