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這本出色的書充滿著一種摧枯拉朽的力量和新鮮的思考,表達了其對中西文化某些普遍觀點的大膽質疑。作者的一個結論就是大儒們都是“審美的”,而非西方意義上由某種表面理性秩序規範支配的所謂“道德的”。

對于它的中國讀者來說,《通過孔子而思》域外視角的當代重構,不僅同樣勇敢地刷新了習常對自我傳統的麻木認知,其對儒家思想的積極發現所蘊積的對文化有效溝通這一當代問題的思考,則更具深省價值。

在《通過孔子而思》一書中,我們試圖穿梭在中西兩種文化空間,在某種明顯的歷史參照框架下進行文化比較研究。因此,如同其他從事思想考古的學者一樣,我們也嘗試通過把中國傳統與西方文化歷史發展過程對照的方法,正確評價中國文化傳統。由于從事思想考古的學者們通常會把哲學技巧與完成某特定工作所需要的文化興趣相結合,就此,他們基本上可被稱為漢學家。這就引起受西方哲學訓練的哲學家們相當一致的反應,他們對這些學者的資格表示懷疑︰“他們是真正的哲學家嗎?”這一方面原因在于,這些詮釋者所表現出的對思想史的強烈興趣通常跟他們的學術背景有關,而同時中國哲學本身的特點又進二步助長了他們的這一傾向。因為,傳統上,中國哲學就特別重視歷史,而不強調某特殊方法論的應用。至少某些觀點認為︰中國式的“理性”無法用那種超歷史、超文化的人類官能或諸如此類的一套概念範疇來解釋。它必須借助于“合理性的歷史實例”。“人性”不是某種神授的本質,而是具體社會環境中人類社群的歷史和文化概括。
 

目錄

中譯本序
英文版編者前言
英文版序
作者辯言
幾個悖常假定
一 內在宇宙論
二 反向性概念
三 傳統:作為詮釋語境
第一章 十有五而志子學
一 思想的條件
二 學
三 思
四 知
1.信
五 證之《詩》
第二章 三十而立
一 釋“人”:另一種解讀
二 禮儀的互為性
1.禮
2.義
三 仁
1.仁人
2.仁與成人
四 證之伯夷、叔齊
第三章 四十而不惑
一 審美秩序的優先性
1.實踐的美學
二 民
1.民和人
2.絕對個人與相對個人
三 政
1.政和正
2.刑、法、禮
3.恥和罪
四 君子
1.作為典範的君子
第四章 五十而知天命
一 孔子宇宙論
二 天和天命
三 德
四 道
五 天人
六 儒家宇宙論:情境化藝術
第五章 六十而耳順
一 溝通的向心性
二 聖人的語言學文字學解析
三 聖人與正名
四 恕:一以貫之
五 聖人:溝通大師
第六章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一 孔學的式微
二 融合的機遇
三 構想未來
參考書目
譯者後記
附錄:文化對話的意義
 

《通過孔子而思》一書的寫作,從始自終都是自覺的合作過程,甚至可以說是集體協作的成果。本書的兩名作者有著非常不同的學術背景:郝大維是耶魯和芝加哥大學訓練出的西方哲學家,安樂哲是倫敦訓練出的漢學家。在寫這部書的幾年間,我們把我們的觀點帶到了中國內地、中國台灣和香港,以及歐洲和美國的其他院校進行廣泛切磋。對那些參與討論的學術界同仁的貢獻,我們深表感謝。現在有了這個中譯本,使我們又有機會將這一合作範圍再次擴展。事實上,《通過孔子而思》一書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文化翻譯的問題。

我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要提醒讀者注意西方漢學的一個根本問題。到目前為止,專業哲學家很少參與向西方學術界介紹中國哲學的工作。大體上,我們可以說,西方哲學界一直都“無視”中國哲學,而且是純粹意義上的“無視”,至今仍然如此。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哲學”一詞在中國和西方的不同含義。

在中國,哲學遠非只指對由哲學系統和理論組成的範型與傳統的專業性討論、擴展。中國哲學家傳統上一直肩負學者和政府官員的雙重身份,他們的理論思考充分受到其實際職責,即政府和社會日常運作的牽動。即使在現代中國,“哲學”的意義仍然涵蓋文化價值與人們社會政治生活之間的一系列關系。哲學家仍舊是社會的思想領袖。他們常常激情滿懷;總有一些勇敢的思想家時而會挺身而出,推行他們自己關于人的價值和社會秩序的種種思想綱領。對于他們,哲學是一種推動和造就當前社會、政治、文化發展的思想對話。這一哲學傳統所表現的存在主義的、實踐的和堅定的歷史主義特質拓展了哲學的外延,使之遠遠超出了中國之外的其他文化所界定的“哲學”範圍。

然而,西方學術界所謂“中國哲學”的價值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事實上,這一研究領域基本上被排斥在專業哲學之外,以至于“中國哲學”這個說法顯得如此自相矛盾。西方哲學的這種自我文化中心立場與與之相對的中國立場顯然迥異。傳統上,中國的自我文化中心觀念並不否認西方文化的存在,而是否認它對中國現實的價值和相關性。中國式的自我文化中心論基本上植根于一種文化自足感,即中國不需要西方。而西方的自我文化中心論則建立在普遍主義信仰之上,這一點頗有諷刺性。至今,西方主流哲學對包容中國哲學的可能性仍態度冷漠,而各種形式的簡化主義成了此種冷漠的借口。簡化主義的根源基本上仍屬于自笛卡兒始就一直主導現代西方哲學的啟蒙主義範疇。它通常帶有某種普遍主義(且往往是方法論上)的參照標準,也含有相對主義的某種絕對形式,即拒斥任何形式的文化可比性。恰如格爾茲(Clifford Ceertz)所描述的那樣,這種態度以“某種普遍主義的理論網絡為前提,如進化階段、泛人類觀念及行為,或各種各樣的超越形式(結構、原形、深層語法)”等,不管它們是笛卡兒的幾何方法,黑格爾的理念,還是科學的普遍合理性,或是惟一真神。舉一個例子,李約瑟(Joseph Needham)似乎真誠地對幾千年中國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敬畏。然而,推動他整個研究的問題——“為什麼中國未能發展起現代科學”,卻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上:在西方社會發展起來的科學具有普遍價值,而且它最終獨立于文明而發展。如果我們認為現代科學和文明乃並駕齊驅者,那麼,李約瑟的宏偉巨著或許以“中國的科學或文明”來命名更為恰當。格爾茲將這種普遍主義姿態絕妙地表述為“為表達我們的高高在上留出余地”。

問題是幾乎所有的西方職業哲學家,在他們的實踐中都進一步強化了所謂西方哲學與非西方哲學的區別。在此意義上,他們都有意無意表現出某種自我文化中心主義。然而,可喜的是西方哲學正在經歷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哲學家們以及各種哲學運動,從各個方面對我們所熟悉的關于理論和方法之客觀性的主要觀點提出了質疑。在新實用主義、後結構主義、詮釋學、新馬克思主義、解構主義、女權主義、生態哲學和後現代主義等各種旗幟的引領下,來自西方傳統內部的批評運動正蓬勃興起。這種大趨勢迫使我們放棄那些關于確定性的不假思索的假定,以及科學優于文學,理性優于描述,認知優于情感,男性優于女性的種種霸權觀念。越來越多有影響力的哲學家放棄了如此表述的“方法論”。這大大增加了哲學知識庫真理標準的多樣性,這些標準來自傳統、民族志、歷史文化。這從各個方面發起的對已危機四伏的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共同批判,代表了西方思想界的一場真正革命;正是這場革命奠定了西方和中國哲學傳統間相互影響、彼此豐富的基礎。重要的是,從這一新的對話使用的文化語言來看,這一跨文化交流和互動非但不會導致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同一性,相反更會帶來人類價值多樣化之欣欣向榮的前景。總之,復興最終審美意義上的判斷標準會產生這樣的推論:即科學會成為藝術,具體時空中更審慎有度的表達取代了普遍主義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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