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本與歷史之間——中國古代詩學意義生成模式探微

在文本與歷史之間——中國古代詩學意義生成模式探微
定價:144
NT $ 125
  • 作者:李春青
  •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05-09-01
  • 語言:簡體中文
  • ISBN10:730109406X
  • ISBN13:9787301094068
  • 裝訂:平裝 / 283頁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內容簡介

本書試圖探討中國古代詩學觀念生成的深層文化邏輯。古代士人階層的烏托邦理想與社會政治權力之間的復雜關系是決定著中國古代詩學、特別是儒家詩學之基本價值取向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中國古代士人那里,凡是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精神追求都可以在詩學或審美的世界中得到實現。為了梳理這種詩學觀念對社會政治理想的置換過程,本書在學理層面上扼要地探討了詩學與子學、經學、玄學、道學之間的互動關系,此外還對“文”與“道”、“情性”與“意”、“自然”與“麗”等幾對重要詩學範疇的含義及其歷史演變進行辨析,力求從詩學觀念、詩學範疇、文學實踐三個層面對中國古代那種一以貫之的詩學的意義生成模式予以揭示。

李春青,生于1955年9月28日,漢族,北京市人。文學博士。現為 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專職研究員,文學院文藝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外文學理論學會理事、全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研究會理事。有著作多種。目前主要從事文學基本理論、中國古代儒家文化與古代詩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目錄

目錄
結論︰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文化意義
上編 觀念分析
第一章 子學時代的詩學觀念
一 文化話語權力的轉移
二 處于主體與功能之間的士人階層
三 子學時代文化意義的生成模式
四 諸子之學的幾種基本價值取向
五 子學時代的詩學觀念(上)
六 子學時代的詩學觀念(下)
第二章 經學與漢代詩學
一 漢代士人社會境遇的改變
二 漢代統治者對士人階層的態度
三 漢代士人兩面性的文化策略
四 經學語境中的詩學觀念
第三章 玄學話語向詩學話語的轉換
一 魏晉六朝士族文人心態
二 魏晉玄學之基本旨趣
三 玄學語境中的詩學觀念
第四章 道學與詩學
一 “體用”論的闡釋模式
二 “體用”論模式在詩學上的運用
三 詩文審美特性的把握
四 兩種意義生成模式之關系
中編 範疇分析
第五章 “文”與“道”
一 “文”之內涵的歷史演變及其所表征的文化意義
二 關于“文”與“道”之關系的思想的歷史演變
第六章 “自然”與“麗”
一 “自然”作為一種詩的風格境界
二 “自然”作為一種人生理想
三 “自然”範疇的認識論內涵
四 “麗”範疇的含義及其演變
第七章 “情性”與“意”
一 “情性”內涵辨析
二 “吟詠情性”所負載的詩學本體論的觀點
三 “以意為主”與宋代詩學本體論的基本傾向
四 “吟詠情性”與“以意為主”的比較“
五 兩大詩學本體論觀點產生的原因
下編 文本分析
第八章 詩人言愁,所愁何事
第九章 心中之景與眼中之最
第十章 宋詩與唐詩究竟何異
第十一章 宋詞的興起與宋代士人人格結構之關系
第十二章 《水滸傳》的文本結構與文化意蘊
第十三章 在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之間
第十四章 《西游記》的文本分析
第十五章 《紅樓夢》文本意義及其生成模式
後記
 

世間萬事萬物都在變化著、發展著。我們研究著的專業——文學理論——也是如此。回想 世紀80年代初期,我們對“文藝為政治服務”這一“憲法性”口號產生了極大的反感,急于擺脫文藝的“他律”的束縛。我們開始熱衷于文學的審美特性的研究,熱衷于主體性的研究,隨後又開始熱衷于文學語言的研究,“自律”的研究成為時尚。可以說在文學理論這個園地里先後出現了“審美論轉向”、“主體性轉向”和“語言論轉向”。實際上當我們實現這種“轉向”之時或之前,西方的文學理論批評界,則開始了另一種“轉向”,那就是文學研究的“文化”視野的勃興。西方文論向文化視野轉移,有其自身的原因。資本主義越是發展到晚期,自身的社會問題就越多。如種族沖突、階級沖突、性別沖突、東方與西方的沖突、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沖突、工業化與自然的沖突等等,都是他們不得不面對的嚴重問題。人們已經對興起于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評”和五六十年代的結構主義文論感到不滿足,因為他們主張文本絕對“自律”,以隔絕的眼光關注文本自身,就藝術談藝術,就形式談形式,完全脫離社會與現實,使讀者無法從他們的筆下看到時代的面影和現實中的緊迫問題。閱讀文學的大眾,絕大多數總是關懷現實的。文學大眾對“文本自足”的批評感到厭煩,他們要求有一種切中時弊的批評模式。這樣就有一些理論批評家要超越“新批評”和結構主義,重新重視文學的“他律”性,他們強調文學藝術處于某種文化關系中,強調文學藝術作品不論如何“獨立”,都不可能與社會文化毫無關系。相反,他們認為文學作品中有豐厚的文化意義,文學藝術作品不能不是文化的載體。文化視野的文學研究逐漸成“氣候”,各種“主義”應運而生︰針對種族身份認同問題,出現了“東方主義”批評︰針對性別對立問題,出現了“女權主義”批評;針對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沖突出現了“後殖民主義”批評;針對文本與歷史的關系問題,出現了“新歷史主義”‧……這種文化研究發展到極端,甚至提出了文學研究中的“反詩意”的觀點。當西方興起這些浪潮的時候,我們的理論界正在進行“審美”的狂歡、“主體”的狂歡和“語言”的狂歡,直到20世紀末,我們才發現我們又“落伍”了,要求走出“審美城”,呼吁建立中國的“文化研究”,“藝術文化學”或“文化詩學”的要求也被提出來了。

但是我認為,我們今天提出文學的文化研究,並不是在西方的面前“落伍”的問題。文學的文化研究的根源在中國自身的現實。近二十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隨著市場經濟的實行,人民的物質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社會出現了不少可喜的新變化,故步自封的局面被打破,思想解放沖破了許多原本是封建刻板的條條框框。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毋庸諱言的,伴隨著市場經濟的推行,出現了一些嚴重的社會文化問題。總起來看,主要的是“拜物主義”、“拜金主義”、“商業主義”等。“物”、“金”、“商業”都是好東西,在一定的條件下甚至是我們追求的東西,但是一旦“惟”這些東西為圭臬,為上帝,為神明,那麼物欲、金錢欲、情欲、交換欲等人的生物性欲望就主宰了人的精神世界,人文理想就受到了侵蝕、壓迫和消解,道德水準下降,腐敗現象蔓延。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群眾和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文知識分子,對文學藝術中一味宣揚上述種種生物性欲望的作品表示不滿,對于一味玩弄語言形式的作品不滿,對于沒有血性的、沒有愛憎的、沒有鮮明文化價值取向的作品不滿,要求理論批評家不能不關心現實。同時也不滿過分專注于作品形式的“內部研究”和過分關注于詩情畫意的審美批評,希望文學研究和批評更多地觸及社會現實問題,並回答人的生存境遇問題,例如,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關系問題、都市與鄉村問題、東西部問題、廉政問題、弱勢群體問題、古今問題、中西問題、性別問題、大眾文化問題、文本的價值閱讀問題……不但如此,而且在解讀古代文學與外國文學作品的時候,也要放到原有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去把握和分析,揭示其真實的文化蘊涵,以便幫助今人了解古人和外國人是如何來解答他們生活的時代的社會文化問題的。所以,我們今天在文學理論學科中強調文化視角和文化語境,乃是根植于我們自身現實的土壤中,並非完全從外國搬過來的。

文學理論學科要發展,就不能不隨著時代的要求做出新的應對。目前開始受到重視的文化研究,對文學理論學科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文化研究的所謂跨學科反學科的方法,可能沖垮原有的文學理論學科的知識體系,過分政治化的話語,過分“社會學”化的話語,也可能重新讓文學理論面臨“為政治服務”的痛苦記憶,面臨學科體系受到沖擊的危險,這不能不說是文學理論面臨的挑戰。但是,文化研究如果不一味滑向所謂的“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研究,不一味堅持其二元對立的僵硬的方法,那麼由于文化研究跨學科的開闊視野和關懷現實的品格,也可以擴大文學理論研究的領域,密切與社會現實的關系,使文學理論煥發出又一屆青春,使文學理論原有格局發生變化,這難道不是一個發展自己的絕好的機遇嗎?

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中帶有真理性的觀點和做法,如跨學科多學科的研究方法,重視文學藝術與語言、神話、宗教、歷史、科學關系的研究,我們可以有分析地加以借鑒。世界上一切好的又是適用的東西我們都可以拿過來,這不是什麼丟臉的事情。但我們有我們自身的社會現實問題,我們要從我們的社會現實問題出發,文化研究應該走自己的路。對于西方那種過分政治化的文化研究,對于“反詩意”的文化研究,我們認為是不足取的。我們大可不必走西方那種以一種方法取代另一種方法的路子。文學理論的建設應該是累積性的,如“文革”前幾十年來積累起來的社會歷史批評經驗,在經歷過“文革”的教訓之後,在新時期開始那些年代所取得的關于文學審美特性的成果,關于文學語言特征的成果,還有其他一些成果,只要是好的,具有真理性的,不但要繼承下來,而且要繼續研究下去。在審美、主體、語言和其他方面,仍然有發展的廣闊的空間。

對于文學的文化研究來說,文學的詩情畫意是其生命的魅力所在,怎麼能把“詩意”“反”掉呢?我們仍然堅持,文學批評的第一要務是確定對象美學上的優點,如果對象經不住美學的檢驗的話,就不值得進行歷史文化的批評了。文學是詩情畫意的,但我們又說文學是文化的。詩情畫意的文學本身包含了神話、宗教、歷史、科學、倫理、道德、政治、哲學等文化含蘊。在優秀的文學作品中,詩情畫意與文化含蘊是融為一體的,不能分離的。中國的文化研究應該而且可以放開視野,從文學的詩情畫意和文化含蘊的結合部來開拓文學理論的園地。這樣,“文化詩學”就不能不是文學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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