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人、法人、中國人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英人·法人·中國人》序
序
中國人與英國人
英國歷史上的外族入侵
英人·法人·西班牙人
政治上的英人與法人
儲安平小傳
編后記

1939年二戰初起、中國的抗日戰爭正在最艱難時刻，從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學院政治系留學歸來未久的儲安平在「陪都」重慶寫就了《英人·法人·西班牙人》一文；第二年，他寫了《英國歷史上的外族入侵》；再過三年，來到湘西國立蘭田師范學院任教的他又寫了《政治上的英人與法人》。這些文章看似與抗戰、甚至與中國都沒有直接關系，但等到1945年他寫就《中國人與英國人》一文后，其良苦用心便昭然若揭：這些文章初看與中國無涉，其實卻如抽絲剝繭般層層深入，最終還是為了將中國人的「國民性」與英國人的「國民性」作一比較。正如作者將此四篇文字結集成書時所說：《中國人與英國人》這篇文章是他「多年來關於中國社會的種種感想；這篇文字所涉及的許多問題，至少在著者看，來，就是今日我們需要努力的許多工作之中最基本的部分」。這四篇文章，確實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前面三篇其實都是此篇的鋪墊、准備和基礎，為作者認為當時的中國需要作「最基本」的改變這一目的服務。
所謂「最基本的部分」，實即「國民性改造」。從縱向的歷史演變和橫向與法蘭西、西班牙比較后，儲安平概括了英國人的國民性，進而與中國人的國民性逐一比較。體而言，他從務實重行、組織性與合作性、對理性的態度及實效、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對中英兩國的不同作了比較分析，然后寫道：「比較中的中英兩國的民性及其作風。究竟孰佳孰不佳，讀者可自行判斷之。但吾人在此至少可以同意兩點：第一，中英兩國人民的性格及社會風氣確是不同；第二， 多年以來，英國為一強國，中國為一弱國。此兩點皆為事實，而著者認為后一事實與前一事實有大大的關系。」但他認為其中的原因「歸之於民族性者少，歸於教育訓練者多」，也就是說，國民性是后天教育形成的，因而改造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進而他對宗教、家庭、學校、社會乃至體育游戲等各方面對英國人性格的培養作了詳細的分析。他認為造成「英吉利典型」性格的主要力量首先是游戲，然后是宗教，最后是在有規律的生活中所包含的種種傳統、亦即所謂公共的傳統，三者相輔成，殊途同歸。因此，
這種「國民性改造」不可能是短期內急風驟雨式的強迫，而是一種「潤物細無聲」的長期、緩慢、細致、自然而然的過程。在將中英兩國的教育環境作了比較研究后，他悲觀地承認中國教育環境之惡劣達到令人難以忍受的程度，但復以「知其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