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

中文版序言
序言
導論 寺院捐贈和士紳：問題
土紳研究史學
佛教與士紳
士紳社會和公共領域
佛教寺院的變動著的社會環境
第一篇 佛教的文化
第一章 張岱的激情生涯
第二章 函蓋相合，冰炭不容：融通佛教
佛教與理學的關系
理學家的吸納
理學家的回應
融通
第三章 一杯新茗聽經時：士紳文化中的佛教
評估佛教在士紳社會中的出現
佛教的修持和禮儀
居士會社的組織
旅游觀光與文化追求
士紳利用寺院空間
士紳變成僧侶
第二篇 寺院的捐贈
第四章 鼎湖山的捐贈者
第五章 士紳怎樣捐贈寺院
錢財的捐贈
土地的捐讓
士紳對寺院事務的監督
文學的贊輔
捐贈的歷時性趨勢
第六章 士紳為何捐贈寺院
從性別看捐贈
從宗親關系看捐贈
宗教性的吸引力
社會性的吸引力
文化性的吸引力
社會的網絡
宣揚士紳的身份
與商人的慈善捐贈的對比
第三篇 捐贈的地方個案研究
第七章 小縣里士紳的捐贈：山東諸城縣
諸城的環境和社會結構
諸城士紳
諸城的宗教機構
諸城的寺院捐贈
第八章 大縣里士紳的捐贈：浙江鄞縣（寧波）
鄞縣的環境和社會結構
鄞縣的宗教機構
鄞縣的大寺院
鄞縣士紳
佛教和鄞縣土紳
鄞縣的寺院捐贈
第九章 捐贈與知縣：湖北當陽縣
佛教捐贈與國家
當陽的環境和社會結構
當陽的宗教機構
佛教和當陽士紳
玉泉寺的捐贈
士紳捐贈與知縣
結論 國家和社會的分離
晚明隱世的理想
佛教和晚明士紳
晚明與晚宋
晚明與晚清
參考文獻
索引
附圖表
表1 光明寺的地方士紳施主
表2 鄞縣精英士族的捐贈活動（—）
表3 17世紀玉泉寺的士紳捐贈
地圖1 諸城縣
地圖2 鄞縣
地圖3 當陽縣
圖1.1 20世紀30年代的普陀島前寺
圖1.2 20世紀30年代的普陀島後寺
圖2—7 朝聖之路：通向天童寺—
圖8 阿育王寺舍利塔
圖9 20世紀30年代的阿育王寺
圖10 玉泉寺
譯後記

中國佛教的社會史沒有像它作為宗教史那樣引起20世紀中國史學家的很大興趣。陳垣在民國年間對晚明佛教作了精湛研究，但他是個極大的例外。這種學術傾向與西方和日本的學術對比格外鮮明。海外學者——尤其在20世紀庸半葉——把中國佛教的研究作為一個很重要的知識領域，不僅僅是為了佛教研究，還因為它有助於拓寬對數百年來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滄桑巨變的理解。為什麽兩種學術傳統對佛教研究如此異趣？這也許是引導中國讀者進入關於明代士紳精英贊輔佛教寺院之研究的一條有益途徑。

我覺得，中國和西方學者對研究中國佛教的學術價值的態度差異，導源於中國人和西方人現代性經驗的不同。在歐洲，現代性的核心標識之一，是破除與中世紀宗教有關的迷信思想。歐洲人花了很多時間通過廣泛的思想運動來協調中和這種對迷信的排斥：16、17世紀經歷了著名的宗教改革運動，17、18世紀又開展反宗教改革運動。西方人最終並未拋棄宗教，而是以新教的方式重新闡釋基督教，消除了宗教不可置疑的絕對立場。因此之故，從19世紀開始，宗教被自由地變成了學本研究的對象。

中國人昀現代性經驗沒有走同樣的路線。中國學者數世紀以來一直對宗教實踐的理性表示懷疑，但是他們的懷疑和爭論從來沒有菝莰在一個能破除宗教在社會中的權威的更大的運動中。這樣的拌斥僅僅發生在新文化運動中，那時午輕的思想家們都挑戰他們先輩的思想傳統，認為中國宗教是他們現代化目標的絆腳石。這種思想爆發的突然性意味著中國現代派破除迷信達到了比歐洲更突然、更迫切的程度，就像一句英國諺語所說的竹巴孩子連鬧洗澡水一起拋棄」，許多人相信這琿做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可能同迷信的過去休戰，那麽也就不可能寬容現在的佛教和道教。如呆這些宗教不可能被寬容，那麽宗教本身就不值得認真的學者去關注。結果是，有知識有文化的中國人對待佛教，無論是實踐還是研究，即使不是徹底的敵視，至少也是漠不關心。

歐洲學者在新文化速動的前半個世紀問不僅對中國宗教有鬧樣的敵視，並且起了推渡助瀾的作用。然而，外國人對宗教的立場不是漠不關心，因為其中多數人是基督教傳教士。如果他們俯就中國人的宗教實踐和宗教觀念，那麽這是基於一個很實際的理由。他們不得不否定中國宗教的價值以確立他們自已宗教的價值：他們決心用基督教的上帝來取代佛陀。在20世紀前半葉，這種態度隨著西方的漢學能把自身與基督教傳教事業區分開來就發生了轉變。西方的學者對把中國人的差異轉換成為西方入所認同不再感到興趣。相反，他們寧願保存和維持這種差異，寧願把中國看成一個不是與西方趨同，而是一個經歷了大不相同的歷史過程並在未來能適切地期盼走自已道路的地方。中國宗教是吸引這些學者的研究領域之一，囚為中國宗教的觀念和實踐似乎與歐洲的宗教觀念和實踐相當不同。與當今西方方興未艾的幾乎任何其他亞洲研究領域相比，研究宗教方面的差異的吸引力更為強烈。

西方對中國宗教的興趣並非毫無政治意義。它建立在對（西方以外的）其他世界的宗教/迷信實踐的調查（investigate）和分類（catalogue枚基礎上。由此所做的調查和分類可能是為了證明其他世界的低劣——速一定程度上也是西方現代性的投射。傑出的德岳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表明了這種態度，他在20世紀第一個10年內寫道:中國人生活在一個「神奇的國度」（garden of magic），當時的佛教只不過是阻礙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僧團組織的神秘實踐」。這種調查和分類權不完全是西方文化的特征。它導源於20世紀塑造學術知識品性的亞洲和歐洲在政冶、經濟上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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