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部書中我研究了16世紀末到17世紀上半葉之間弗留利人的宗教態度,從廣義上說,是一個農民社群的心理狀態,但是從一種十分狹隘的觀點來看:這一民間信仰核心的歷史,作為特殊勢力作用的結果,逐漸被巫術同化。這是至今仍不確知的歷史中的一段插曲,但卻在巫術和其受迫害的整個問題上給了我們很大啟發。
大量不同的個人態度和行為從資料的分析中得以顯現。整天與這些人和事打交道,一個人會有陷入過分瑣屑的危險。盡管如此,我寧願冒這個險也不願每一步都運用諸如「集體想法」或「集體心理」這種概略而模糊的措辭。這些弗留利人的證言展現了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里個人私下的和通常是集體無意識的反應一直相互交織的趨勢。很明顯從這樣的反應中不可能獲得歷史,然而拋開它們,「集體心理狀態」的歷史又變成了一系列不見人影的抽象趨向和勢力。
這些資料的主要特點是它們的直接性。除了宗教法庭的公證人把證詞從弗留利方言翻譯成意大利文之外,說這些農民的聲音毫無阻隔地直接傳到了我們耳邊是很公平的,而不像通常所遇到的,經由一種在異常的和不可避免的扭曲心理的過濾后變得殘缺而含糊的供詞所傳達的那樣。
這樣一種敘述似乎有似是而非之嫌,然而這導致了對研究的特殊興趣。我們變得習慣於把它當作法官嚴刑逼供和暗示性提問的結果而接受那些巫術被告人的供詞,從而否定它們含有任何自發的因素。更加精確地說,J·漢森基礎性的調查已經證明凶暴巫術的形象及其附屬物——與惡魔所訂的契約,半夜拜鬼儀式,對聖禮的褻瀆——是如何通過神學家和調查官的努力在13世紀中葉到15世紀中葉之間長足發展,以論文、布道、描圖等形式逐漸在整個歐洲流傳,最后越過大西洋。通過運用上述兩種手段即嚴刑逼供和提問「暗示」對被告人供詞的塑造,審判過程中供詞以相當戲劇性的形式發生了轉變。這種轉變,如果更確切、更接近於現實地說,在原先存在的普通迷信觀念中添上了調查官高度強迫接受的策略。正如我們曾說過的,所有這些都得到了徹底的證明,但此證明幾乎總是依賴於教條詳盡的細節,建立在智識水平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