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語言與文章體式︰從晚清到“五四”

“嘗試論叢”總序
序
中國現代文學語言形成說略
晚清拼音化與白話文催發的國語思潮
文學革命與國語運動之關系
從“自由書”到“隨感錄”
近代散文對“美文”的想象
文學想象與現代散文話語的建立
梁啟超的文類概念辨析
章太炎的白話述學文體
劉師培文學觀的學術資源與論爭背景
周作人與清儒筆記
廢名《橋》與《莫須有先生傳》語言研究
梁遇春與“新文學中的六朝文”
江紹原的醫藥民俗研究與報章小品寫作
白話與模擬口語寫作——《大公報》附張《敝帚千金》語言研究
啟蒙的兩種向度——晚清京滬白話報之比較（1904-1906）
欄目設置與文體風格——《現代評論》的“時事短評”與“閑話”
小品文的危機與生機——以《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為中心
選家眼光與史家意識——《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造與出版

討論晚清至“五四”時期的文學語言與文章體式，是一個既老且新的話題。言其“老”，是因為認定白話取代文言成為社會通行的書面語乃是“五四”文學革命成功的標志，或者指出“五四”以後的散文成就突出，這在專業內外，都屬于不須論證的常識。而謂之“新”，則是由于將“五四”與晚清勾連，凸顯這一時間框架的文學史意義，對于既有的論述仍然構成了一定的挑戰。

自上世紀二十年代起，“五四”文學革命的當事人已在不斷建構新文學的歷史。1922年，胡適撰寫《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歷數1917年《新青年》提倡文學革命以來“白話文學的成績”，其中，白話散文的進步已與白話詩的成功以及短篇小說的成就相提並論，顯示了新文學在各類文體中的全面獲勝（盡管胡適認為“戲劇與長篇小說的成績最壞”）。而這一評價到了魯迅那里又分出層級，所謂“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雖然用詞謹慎，但其更看好散文的意旨仍然一目了然。

受制于雜文“點到即止”的筆法，魯迅在1933年寫作的《小品文的危機》中，並不曾對此觀點展開論說。倒是乃弟周作人此前的諸多論述，很可以移用作其說的注腳。周作人對“五四”以後的散文小品有一個基本的判斷︰

我常常說現今的散文小品並非五四以後的新出產品，實在是“古已有之”，不過現今重新發達起來罷了。（1926年5月致俞平伯信）此言自然是針對新文學中的白話詩歌、小說、戲劇而言，後三者在文學典範上顯然努力追摹的是西方。而在周氏看來，“現代的散文在新文學中受外國的影響最少”，故有“與其說是文學革命的，還不如說是文藝復興的產物”（《陶庵夢憶序》）之說。如此表述並非意味著周氏兄弟貶抑西方的影響，能夠在西潮澎湃之際，關注文學傳統的創造性轉化，適可見出其眼光獨到與獨步一時。

不過，與胡適相同，追溯新文學的本土淵源時，周作人也同樣舍近求遠。胡適僅成半部的《白話文學史》遠從漢代說起，力求證明“白話文學是有歷史的，是有很長又很光榮的歷史的”，“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引子》）。然而，除了小說一枝獨秀，晚清其他文學體裁的寫作，落在胡適眼中，均不能成為新文學直接汲引的源泉。

1932年，周作人在輔仁大學講授《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時，雖則截斷眾流，只鏈接到“明末的新文學運動”，但其基本的取向仍與胡適一致。周氏著名的說法是，“從現代胡適之先生的主張里面減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響，科學，哲學，文學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張了”（第二講）。因此，其結論也很明確，“今次的文學運動，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學運動完全相同”（第五講）。至于清代，按照周作人“中國文學始終是兩種互相反對的力量起伏著”（第二講）的文學史觀，單從一言以蔽之的“清代文學的反動”之講題，已足見其一無可取。

那麼，如何對待與評價晚清蓬勃興起的白話文浪潮呢?胡、周二人的見解也如出一轍。胡適批評其有兩大缺點︰一是區分“他們”與“我們”，把白話作為骨頭，拋給下等社會民眾吃，“我們”則照樣“吃肉”，“做古文古詩”；二是認為︰“這些人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但不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里完全接受了胡適的看法，強調晚清的《白話報》與《白話叢書》等“和現在的白話文不同，那不是白話文學”，因為“那時候的白話，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政變的余波之一，和後來的白話文可說是沒有大關系的”（第五講）。也即是說，在“五四”新文學作者的歷史敘述中，已完全否定了晚清白話文與現代白話文餃接的可能性。

這一現代文學史敘述的線索，雖然中經胡適之為“反動文人”、周作人之為“漢奸文人”的政治波折，卻未很受干擾，不過從學理上呈現為由影寫胡適到發現周作人的轉向。而相對于新文學史奠基者們坦承新詩的西方血脈、認可小說的中土源流，被認為在歷史傳衍上一度中斷的現代散文，其來蹤去脈也因此更值得學界認真追尋。

問題其實也可以直接表述為，被胡適與周作人一致省略掉的晚清，在現代散文的形成中真的無所作為嗎?從新文學倡導者凸顯其與舊傳統斷裂的決心與張揚“革命”的意義考慮，其跳躍式的歷史尋蹤有理由被視為一種遠交近攻的策略。今日重新檢點這一段歷史，平心靜氣地續上缺失的鏈環，正是本書期望達到的目標。

簡而言之，本書所著意彰顯的是，晚清文界革命的發生、新名詞的輸入、報章文體的出現，以及拼音化與白話文運動的興起、白話文（包括政論文與學術論文）的書寫，對于“五四”文學革命、國語運動、現代文體意識，以及現代散文與論說文走向的意義。由此，從晚清到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文章觀念與白話文變遷，作為一個整體，成為本書的考論對象。

為方便論說，本書的撰寫采取了通論與個案研究相結合的方式，並給予在現代文章形成中起了關鍵作用的報刊以特別的關注，內文之分編三輯即由此而來。

此書本為教育部“十五”規劃中“晚清文學的興替與新文學的建立”之課題，采用現在的書名，意在突出從語言變革到文章演化的論述主線。特此說明。

2004年11月9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