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虎教授古稀紀念中國古代史論叢

黎虎先生的學術道路與史學成就——代序
上編
漢代少數民族地區的郡縣與冊封
——以朝鮮、東北、西南夷為例
南北朝士族與禮貌
倫理文化淺議
從《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看孫權時期的口錢、算賦制度
論齊國的“賢人政治”
試論唐武宗滅佛的原因
關于魏晉南北朝“棄市”刑為絞刑說
唐代的五金生產
魏晉史四題
司馬遷寫夜郎當代史
論武則天臨朝稱制的幾個問題
鑒真和尚東渡日本與唐代的航海技術
再論普陀山潮音洞不肯去觀音殿的開基說
——以徐兢《高麗圖經》梅岑條的記錄為中心
“始儒終佛”︰唐代士人之心路歷程
東漢和帝、安帝時期政局與財政狀況探析
春秋公羊學說的方法論思考
論南方“六朝文化”兼容性特點形成的社會歷史條件
略論錢灃
文成帝期的胡族與內朝官
魏晉南北朝偉大的民族融合潮流中的王猛
魏晉南北朝奴婢考略
唐朝長安人口與士兵
——唐長安研究序說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關于東西陸上交通路線的記載
簋考釋
黎虎著《漢唐外交制度史》評介
誰人識得漢張良
遼東公孫氏政權與烏桓
關于前燕慕容在位時期的社會經濟政策
——以封裕的上書為中心
八關齋戒與中古時代的門閥
平城時代北魏北燕高句麗三國關系簡析
關于《宋書》夷蠻傳的若干問題
以“以禮制情”到“緣情制禮”
——論魏晉士人的情禮觀
西魏、北周軍事征討制度試探
諸葛玄死于西城考
歷史文獻學理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西部發展的重要路徑︰水利史的考察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間秩序結構
論魏晉南北朝的圖書出版及其影響
“技藝與德豈可分兩事”︰唐順之之實學及其轉向的思想史意義
Seres國為“絲國”說質疑
論諸葛瑾、諸葛恪父子的活動及其對孫吳政局的影響
唐代朝參和“宣不坐”之儀
重孝傳統與現代沖擊
胡應麟的史論成就及特色
——以魏晉南朝史學研究為中心
下編
魏晉南北朝時期禮樂教化述論
文成帝時期的北魏政治
——以統治集團構成為中心
太極殿與魏晉南北朝政治
——附論中堂
慕容鮮卑隨葬習俗考
經理‧學者‧慈父——讀《黎昔非與〈獨立評論〉有感》
漢人鄧羌與氐族前秦政權
晉宋宗室與地方政治
魏晉南北朝時期洛陽的交通建設
漢魏晉參軍一職考論
西魏北周的賜姓與擬制血緣
秦漢魏晉南北鉀肥時期的棧道考察
5至7世紀的高昌與絲綢之路
中國古代政治文化視野中的祥瑞災異
唐代儲帥制度考論
比較視野中的中國古代國學概仿
北魏官吏行政處罰制度述略
魏晉南北朝少孤問題論
唐代國子監大成考
唐代東北海運和海運使
對中日關于唐代地方監察制度研究情況的分析與探討
寅師治學之進路、特點與風格
黎虎教授學術編年
後記

黎虎先生籍貫廣東省興寧市，1936年8月22日生于北京。1955年9月從老家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習，1959年7月畢業後留校任教至今。現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包頭師範學院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黎虎先生從事高等教育近半個世紀，一直致力于中國古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在史學研究方面碩果累累，成績卓著，是海內外頗有影響的著名史學家。黎虎先生是筆者1978年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習時講授《中國古代史》的第一位老師，也是畢業論文的指導教師。筆者畢業後，仍不斷得到先生在學業上的提攜和關懷，獲益甚豐。本文就筆者所知，對黎虎先生的學術道路與主要史學成就作一簡略介紹，以期對後學有所啟迪。

學術研究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一個學者所走的研究道路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既有連續性，也有階段性，但要準確把握內在脈絡、明確劃分研究階段卻並非輕而易舉之事。黎虎先生在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史學成就，而縱觀先生的學術道路，依其研究重心的變化和主要研究成果的面世，筆者以為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下面分別加以敘述。

一、奠定學術基礎

第一階段，20世紀50年代後期至80年代初期。這一階段時間跨度較大，但由于其時極“左”思潮盛行，特別是文化遭受浩劫的“十年動亂”包含其間，大部分時間無法從事正常的學術研究，黎虎先生的學術成果也不多，故可算奠定學術基礎時期。 黎虎先生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的前二十多年，主要承擔先秦史的教學工作，自然學術研究也側重先秦史。這一時期的學術成果主要有兩方面。一是關于鄂倫春族的研究。黎虎先生大學畢業前參加全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到內蒙古自治區對鄂倫春族進行了考察，與他人合作完成了《對解放前鄂倫春族社會性質的探討》和《鄂倫春人的文化生活》兩篇文章，發表于《民族研究》1959年第2期和第8期。前文的基本觀點——解放前鄂倫春族處于從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的“村社”階段，是黎虎先生在調查組內部討論時提出的。1983年出版的《鄂倫春族簡史》，黎虎先生又承擔了古代部分的撰稿工作，是這一研究的繼續。二是在80年代初期出版了《夏商周史話》（北京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一書，並發表了幾篇先秦史的論文。如《（書‧盤庚）“于今五邦”解》發表于《史學評林》1982年第3-4期；《殷都屢遷原因試探》發表于《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4期。其中後者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中國古代史》1982年總第17期全文轉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9年第4期王永順《殷都屢遷原因研究概述》將該文所提王位紛爭是殷都屢遷的主要原因列為自東漢鄭玄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八種有代表性觀點之一。此外，發表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的《“游農”不能解釋殷都屢遷原因》和發表于《歷史研究》1988年第1期的《殷代外交制度初探》，亦為其先秦史研究的延續。

這里需提及的是，70年代後期黎虎先生決定把研究方向轉到魏晉南北朝，並與何茲全先生合作成立了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室，開始了長達七八年的《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等基本史料的研讀，為第二階段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確立學術地位

第二階段，20世紀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黎虎先生的研究集中于魏晉南北朝史，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果。據不完全統計，這一階段發表的有關魏晉南北朝史的學術論文有四十多篇，涉及到魏晉南北朝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生活、重要人物等多方面的內容。這些論文都是黎虎先生潛心鑽研的結晶，均富有新意。大體劃分，可分為三類。

1．就尚未引起學術界注意的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建設性意見，被學術界廣泛接受和采用。如過去學界論三國時期的經濟主要講屯田和依附民，不講自耕農。黎虎先生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4年第2期發表《三國時期的自耕農經濟》一文，論證了漢末三國自耕農經濟及其作用與地位，認為它對于三國時期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具有不低于屯田的重要意義。該文被人大復印資料《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史》1984年第4期、，《經濟史》1984年第3期分別全文轉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5年第3期《一九八四年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概況》，《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通訊》第三期《建國以來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綜述》都評介了該文的基本觀點。《中國史研究文摘》一書詳細摘登了該文的基本內容（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323頁）。1987年10月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總結建國以來35年史學成就的《中國古代史研究概述》一書第四篇《三國兩晉南北朝史》中，評介並肯定了該文的基本觀點。涉及這一內容的學術專著，如林甘泉主編的《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趙文潤主編的《中國古代史新編》（陝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都采用了該文的觀點。現在關于這個時期自耕農經濟佔有重要作用與地位的觀點已成為史學界共識。

《東晉南朝時期北方旱田作物的南移》一文，《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發表，首次提出北方旱田作物的南移導致江南農業結構由單一的水田農作轉變為水陸並舉農作，是東晉南朝時期江南農業取得突出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的看法。該文《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1988年第4期作了內容摘登；人大復印資料《魏晉南北朝隋唐史》1988年第5期全文轉載；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1988-1989年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綜述》對該文作了較詳細的評介。該文的基本觀點已被學術界廣泛吸收和采用，如簡修煒等著《六朝史稿》（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6月版）的第106頁至109頁約二千字的內容即注明為采自該文；曹文柱著《中國流民史》亦采用了該文觀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13 -114頁）。旱田作物南移對于該時期南方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現在也已成為史學界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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