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基督教思想和文化的興趣，很難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事實上，早在「文革」期間，由於喜歡閱讀西方哲學方面的書籍，在字里行間偶爾會看到「基督教」之類的字眼，由此就對基督教有了最初的印象。那時候西方哲學方面的書籍少得可憐，所能接觸到的只有一些「文革」以前翻譯出版的西方哲學經典著作，以及國內老一輩學者所寫的介紹西方某位哲學家思想的小冊子。在這些譯著中，往往會在正文前面附上一個篇幅很大的批判性前言，從階級斗爭的立場對該書作者的「資產階級思想」進行一番清算。同樣，在國內老一輩學者所寫的介紹性小冊子中，也難免打上那個時代所特有的政治意識形態化的深深烙印。既然一切來自於西方的思想(除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思想之外)都難免與名聲狼藉的「資產階級」聯系在一起，那麼，在資產階級產生之前就已經存在，並且與黑暗、落后的中世紀西歐封建社會有着千絲萬縷聯系的基督教就更是臭名昭著了。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不僅基督教會的教牧活動基本上都被禁止，而且基督教的學術思想也被視為洪水猛獸而遭到了徹底的否定。那時候人們對基督教的思想理論和文化內涵知之甚少，僅僅憑着一種政治敏感性而把它與西方帝國主義腐朽沒落的意識形態和處心積慮的顛覆活動聯系在一起。因此，只要一看到「基督教」這幾個字，人們就會從心底油然升起一種厭惡之感和警覺之情。我對基督教所產生的最初印象，大體上就是這樣一種情況。
1978年春天全國恢復高考制度之后，我作為「文革」后第一批考入大學的幸運兒，進入風景如畫的武漢大學，先后攻讀了歷史學和哲學兩個專業的學位。隨着閱讀面的拓展和對西方文化了解程度的加深，我對待基督教的態度也開始發生轉變，由粗暴的貶抑到寬容的同情，再到深入的理解，最后才認識到基督教對於西方文化的那種如影隨形的密切關系。 ，
基督教之於西方文化，正如同儒家倫理之於中國文化一樣，是一種水。乳交融或者深入骨髓的關系。尤其是對於廣義的日耳曼民族來說，他們最初的文化教養，就是聽着基督教的歌謠完成的。那些在公元5世紀大規模入侵羅馬帝國的日耳曼蠻族，當他們在曾經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廢墟上開始接受農耕生活方式和建構封建制度時，正是基督教的安魂曲制服了他們桀驁不馴的野性，引導他們走上了文明化歷程。到了16世紀，又是這些蒙昧愚鈍(相對於南部歐洲的拉丁民族而言)的日耳曼民族，以虔誠的信仰和淳朴的道德來反對羅馬天主教會的腐敗和虛偽，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宗教改革運動。宗教改革打破了羅馬天主教會一統天下的專制格局，促進了西歐自由精神的發展、民族國家的崛起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生長，並且在客觀上開創了一種寬容的時代精神氛圍，為科學理性和民主政治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時至今日，那些最初在基督教的教化下皈依了文明的生活方式、后來又通過宗教改革運動而進行了脫胎換骨的自我更新的日耳曼民族，已經使自己的家園發展成為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即使是當今時代獨占鰲頭的美國，最初的開創者也是一批在西歐各國受到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他們在1620年乘坐「五月花號」來到北美洲后，憑借着「清潔勤儉」的宗教精神，通過艱苦卓絕的開疆拓土和生產經營(當然也包括對印第安人的無情屠殺和驅趕)，終於在一片蠻荒之地上建造出
了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
今天的世界，雖然已經進入了一個后現代的或者解構的時代，好萊塢、麥當勞、因特網等短平快的消費方式正在有力地撼動着一切深層的意識形態和傳統價值，但是，基督教在西方社會中仍然具有不可動搖的中流砥柱作用。去年我在美國參觀好萊塢時，一位正直而傳統的美國朋友憂心忡忡地對我說：「好萊塢是一個獨立的商業帝國，它不僅正在毒害着全世界人民，而且也正在毒害着美國人民。」但是，他的憂慮馬上又轉變為一種自信，他接着說：「不過我們美國人有基督教信仰，它可以消除好萊塢的毒害!」面對着他的那種自信，我心里不禁浮現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中國人靠什麼來消除好萊塢的毒害呢?」
我雖然長期以來一直研究基督教思想和文化，但是我本人卻並不是一個基督教徒。一些教內的朋友經常對我說，聖靈還沒有降臨到我的身上。但是我自己卻認為，是我心中頑強的懷疑主義精神使我始終難以皈依基督教信仰，此外，或許還有我身上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情結。作為一個研究者，我對基督教思想和文化有着濃厚的興趣，也非常欣賞和贊同基督教的某些價值理念；但是作為一個有着強烈的自我意識的人，我始終希望保持自己獨立的個性和批判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