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央文館,系指國子監、秘書省、弘文館、史館、集賢院、崇玄館、廣文館等文化館所的統稱。
本書主要研究了文館制度的沿革及其生成之文化內涵,文士的出身和素質,文館制度與唐代文學的關系。本書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采用文史結合的研究方法。具體而言,主要有文史互證之考據法、比較研究法、計量分析法等。考證方法運用於文館文士之人名及其科第出身的辨析,本書的附錄簡表,即由四十余萬字的考證文字縮略而成,而這四十余萬字,正是從大量的文獻資料中鉤稽出來又加之以詳細的考索而成。本書由五部分組成:文館制度沿革及其生成原因、文館文士、文館文化功能、文士創作同文體的聯系、個案研究。
目錄
序
緒論
一、本書題之選定及相關問題解釋
二、相關研究成果簡述
三、本書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思路
第一章 唐代中央文館制度沿革
一、「二館七學」
二、史館
三、秘書省
四、集賢殿書院
五、崇玄館
第二章 制度生成之文化闡釋
一、太宗創設史館
二、秘書省的地位升降及其影響
三、玄宗創建集賢殿書院
四、玄宗設立崇玄學
五、玄宗設立廣文館
第三章 文士素質分析
一、文士出身統計分析
二、文士任職資格中的文學因素
第四章 文教政策下的文學觀照
一、唐代文教政策簡論
二、《五經正義》之詩學建構及其影響
三、初唐官修五代史文學思想之檢討
第五章 文館與唐代詩歌
一、關於文館與新體詩探討之成果
二、集賢殿書院在唐詩演進中的作用
三、類書與唐代檃括體詩
第六章 文館與小說及其它文體
一、唐傳奇「史才」再議論
二、實錄之體例及修纂中的非文學因素
三、行狀之功能體式及其弊病
四、從作者看墓碑文的文體丕變
五、從行狀和墓碑文看唐代駢文的演進
第七章 文士任職之個案研究
一、元白秘省任職時期詩歌創作的職務特色
二、韓愈任職國子學官之詩文創作及其與古文運動
結論與余論
附錄:唐代文館文士任職及出身簡表
主要參考文獻及征引書目
后記序
緒論
一、本書題之選定及相關問題解釋
二、相關研究成果簡述
三、本書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思路
第一章 唐代中央文館制度沿革
一、「二館七學」
二、史館
三、秘書省
四、集賢殿書院
五、崇玄館
第二章 制度生成之文化闡釋
一、太宗創設史館
二、秘書省的地位升降及其影響
三、玄宗創建集賢殿書院
四、玄宗設立崇玄學
五、玄宗設立廣文館
第三章 文士素質分析
一、文士出身統計分析
二、文士任職資格中的文學因素
第四章 文教政策下的文學觀照
一、唐代文教政策簡論
二、《五經正義》之詩學建構及其影響
三、初唐官修五代史文學思想之檢討
第五章 文館與唐代詩歌
一、關於文館與新體詩探討之成果
二、集賢殿書院在唐詩演進中的作用
三、類書與唐代檃括體詩
第六章 文館與小說及其它文體
一、唐傳奇「史才」再議論
二、實錄之體例及修纂中的非文學因素
三、行狀之功能體式及其弊病
四、從作者看墓碑文的文體丕變
五、從行狀和墓碑文看唐代駢文的演進
第七章 文士任職之個案研究
一、元白秘省任職時期詩歌創作的職務特色
二、韓愈任職國子學官之詩文創作及其與古文運動
結論與余論
附錄:唐代文館文士任職及出身簡表
主要參考文獻及征引書目
后記
緒論
一、本書題之選定及相關問題解釋
二、相關研究成果簡述
三、本書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思路
第一章 唐代中央文館制度沿革
一、「二館七學」
二、史館
三、秘書省
四、集賢殿書院
五、崇玄館
第二章 制度生成之文化闡釋
一、太宗創設史館
二、秘書省的地位升降及其影響
三、玄宗創建集賢殿書院
四、玄宗設立崇玄學
五、玄宗設立廣文館
第三章 文士素質分析
一、文士出身統計分析
二、文士任職資格中的文學因素
第四章 文教政策下的文學觀照
一、唐代文教政策簡論
二、《五經正義》之詩學建構及其影響
三、初唐官修五代史文學思想之檢討
第五章 文館與唐代詩歌
一、關於文館與新體詩探討之成果
二、集賢殿書院在唐詩演進中的作用
三、類書與唐代檃括體詩
第六章 文館與小說及其它文體
一、唐傳奇「史才」再議論
二、實錄之體例及修纂中的非文學因素
三、行狀之功能體式及其弊病
四、從作者看墓碑文的文體丕變
五、從行狀和墓碑文看唐代駢文的演進
第七章 文士任職之個案研究
一、元白秘省任職時期詩歌創作的職務特色
二、韓愈任職國子學官之詩文創作及其與古文運動
結論與余論
附錄:唐代文館文士任職及出身簡表
主要參考文獻及征引書目
后記序
緒論
一、本書題之選定及相關問題解釋
二、相關研究成果簡述
三、本書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思路
第一章 唐代中央文館制度沿革
一、「二館七學」
二、史館
三、秘書省
四、集賢殿書院
五、崇玄館
第二章 制度生成之文化闡釋
一、太宗創設史館
二、秘書省的地位升降及其影響
三、玄宗創建集賢殿書院
四、玄宗設立崇玄學
五、玄宗設立廣文館
第三章 文士素質分析
一、文士出身統計分析
二、文士任職資格中的文學因素
第四章 文教政策下的文學觀照
一、唐代文教政策簡論
二、《五經正義》之詩學建構及其影響
三、初唐官修五代史文學思想之檢討
第五章 文館與唐代詩歌
一、關於文館與新體詩探討之成果
二、集賢殿書院在唐詩演進中的作用
三、類書與唐代檃括體詩
第六章 文館與小說及其它文體
一、唐傳奇「史才」再議論
二、實錄之體例及修纂中的非文學因素
三、行狀之功能體式及其弊病
四、從作者看墓碑文的文體丕變
五、從行狀和墓碑文看唐代駢文的演進
第七章 文士任職之個案研究
一、元白秘省任職時期詩歌創作的職務特色
二、韓愈任職國子學官之詩文創作及其與古文運動
結論與余論
附錄:唐代文館文士任職及出身簡表
主要參考文獻及征引書目
后記
序
夏平的博士論文出版在即,我們都為他高興。他希望我為-其書稿寫序,我頗為猶豫。忝為導師,我理該應承,但我還是想請人幫他作序,雖做了些努力,並未如願。現在我也只好自己勉力為之了,寫上重讀他論文的感受。
近年來,唐代文學的研究,多在宏觀的文化背景下展開。《唐代中央文館制度與文學研究》一書,就是將文館制度與文學結合起來,在制度考辨的基礎上,解決與此相關的文學問題。其落腳點最終歸於文學,文題「與」之含義,乃力圖求證唐代中央文館制度和文學之間的聯系。
有唐一代的知識分子,或在朝,或在野。在朝的文士是文化建設的中堅力量,多匯集於中央參與文化建設和文學發展的館所,亦即國子監、弘文館、崇文館等文化館所。從初唐修撰八史,到三百年間國子監等官學機構的設置,以及國家圖書編寫與整理、歷法與法律的制訂,等等,作為活躍在唐朝政治文化舞台上的知識精英,中央文館文士通過文館這一平台,集中展示了唐代文士之風貌,於唐代文學以及社會文化形態的影響是無庸諱言的。作者選定這一研究視角,學術敏感與宏觀前瞻意識已暗蘊其中,學術研究價值自不待言。
當然,對於唐代中央文館的制度沿革,前人曾有過專門研究,有時也間接涉及與文學創作的關系,但對此進行全面與系統的分析探討,此篇論文尚屬首次,而以文學為研究重點之異於他文的特色,無疑在這一研究領域具有開拓性意義。
論文的寫作,是在艱辛中展開的,作者從兩《唐書》、《全唐文》、《資治通鑒》、《唐代墓志匯編》、《唐代墓志匯編續集》等大量的文獻資料中勾稽出四十余萬字的材料,爬疏剔抉,排比分析,為整篇論文寫作奠定了扎實的文獻基礎。而寫作過程中,作者有幸獲得香港「愛德」基金會的資助,在香港中文大學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訪問學習。香港中文大學的豐富藏書,為論文的寫作提供了大量的港台和域外文獻。在廣泛查閱大量文獻的基礎上,作者堅持從第一手文獻的閱讀和分析入手,充分吸收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因此論文視野開闊,而又能取精用弘、融會貫通。
作者頗具問題意識,善於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以體察入微的學術敏感解決了文館制度研究中的許多基本問題。我們在第二章「制度生成之文化闡釋」、第五章「文館與唐代詩歌』』中,尤能感受到這一點。在研究方法上,注意材料搜集和整理,運用文史互證之考據法、比較研究法、計量分析法等諸多研究方法,辨析文館文士之人名及科第出身,通過大量圖表,從各個方面、多角度地分析文士素質,形象而具體地說明明經與進士關系之變化,讓讀者准確並直觀地了解最原始的文學創作實態,融科學、客觀與立體、形象為一體,化繁蕪、主觀之敘述為清晰、精確之圖表。
此書是立足於文人、文學而展開對文館的研究。頗具新意的研究視角,使得此書在前人基礎上將研究推向深入,不乏學術新見和創獲。
在文館制度的研究上,論文梳理了文館制度之沿革,考查其設置時間、人員建制和文士職掌,在此基礎上,闡釋文館制度形成的文化內涵,得出唐代中央文館制度的設置與政治文化緊密相聯的結論,其地位的升降與文教政策的調整和政治上的人事變動相關。並分析了各文館各時期文士任職資格中的變動,清晰地展現出唐代文化建設進程的軌跡。文末所附《唐代文館文士任職及出身簡表》花費了作者大量的心血,從各種典籍中搜集到文館文士2551人次,依據文獻記載和前人考證著述,將此2551人次分別從時間上划歸到唐代各時期,並根據《登科記考》和《登科記考補正》依次標注各人的科第出身。既是本書分析統計文士素質的基礎,又提供給讀者一份詳備的文館文士文獻參考資料。
上述文館制度的研究無疑於教育史、思想史的研究大有裨益,不過此書更大的特色還在於研究目的落腳點最終歸於文學。它從文館視角透視文人與文學創作,給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氣象:第三章文士素質分析,論析其任職資格中的文學因素,第五.章修撰類書與「括體詩」之關系,第六章論傳奇小說中對史官.文學的借鑒,以及修撰中非文學因素的影響,第七章元、白、韓的創作與其職務生活之關系,均能從文館與文學關系的角度予以論述,於唐代文學研究疆域有所拓展。
文學的進程往往是諸種合力的結果,以文館文士任職與文學創作的關系之視角來探討這一進程,實際上是提供一條新的思考路徑來透視唐代文學。作者將其與詩歌、小說、行狀及墓碑文諸種文體分而述之,讓我們看到唐代律詩之律體律調基本定型於初唐文館文士,集賢院的興盛將它進一步推向成熟。而修撰類書和創制「括體詩」思維上的一致性,展現出文館與詩歌的一種內在聯系,創作者的史官出身,歷史意識的生成及對史傳文學筆法的借鑒,無不凸顯出文館與傳奇小說的聯系。行狀、墓碑文等一類應用文體,其修撰是文館文士的職責所在,其體式的嬗變也多與制度相關。
要駕馭「唐代中央文館制度與文學」這樣一個大題目,實屬不易。可喜的是作者不僅能夠條理清晰地對該題進行了全面的論述,而且還有意識地從個案分析入手加以論列。本書的最后一章「文士任職之個案研究」選取中唐的代表文學家元稹、白居易以及韓愈三人做出了較為細致的分析研究,這無疑是對整體論述的一個有益補充。作者能夠有意識地運用這種點面結合的論述方法,本身就是學術思維成熟的一種表現。
當然,任何一部學術著作都難做到盡善盡美,作為一位年輕學者的處女作,本書在制度與文學的相關性研究上已做了很全面的論述,但值得進一步拓展的方面仍不少,正如作者自己所意識到的,文館文士的分析,不應僅停留於科第出身和任職資格兩方面,還可以從文士升降的規律中加深對他們的認識。此外,本書以處於中央的文館文士為研究對象,關注的是文化強勢區,文館文士的流動必然牽涉到地方文入,所以文化強勢區與弱勢區的互動研究亦是可以加強的一個方面。
論文答辯以后,夏平高興地看到李德輝先生的著作《唐代文館制度及其與政治和文學之關系》出版,這說明文館文士與文學研究日益被學界重視。二書側重點和寫法有異,夏平的工作比較重視文學問題和文學自身的演進。二書能互為補充,也是學術界所希望的。
夏平家累很重,但立志高遠,學習刻苦。他能堅持完成學業,克服了不少困難。在碩士階段,他跟隨貴州大學房開江教授研習唐宋詞。房先生在生活上對夏平多有關心和幫助,學習上對他嚴格要求。夏平在我面前說到房先生都很動情,也讓我感動。夏平隨我學唐代文學,在研習內容、方法和風格上都要做些調整或轉變。他來華南師大時,我正開始做《唐代中央文館文士考》項目。我們商定他的論文就做唐代中央文館文士與文學關系的研究,並讓他接手做《文士考》。這一工作是需要時間做保證的。夏平自己也很努力,一年多時間就完成了三十多萬字的文士考訂稿。由於對他期待較高,平時要求也特別嚴格,而他自己也不斷給自己加壓。這一年,他春節留在學校,沒有能回都昌看望父母,也未能去貴陽和戀人相聚;在香港訪查資料期間,他父親舊疾突發去世,未能見上最后一面。想起這些,我總不能心安。
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做唐代幕府與文學關系的研究,其中所涉及的文士基本上是活動在地方的,是在野文士,而任職於唐代文館及中央各部的中下層官吏則屬於在朝文士。朝野文士之間的關系如何,其文學創作是如何互動的,文學作品的雅、俗與朝、野文士分列有無聯系——這樣一些問題應當繼續探討。夏平對學術研究有興趣,有感情,其有意於此乎?
近年來,唐代文學的研究,多在宏觀的文化背景下展開。《唐代中央文館制度與文學研究》一書,就是將文館制度與文學結合起來,在制度考辨的基礎上,解決與此相關的文學問題。其落腳點最終歸於文學,文題「與」之含義,乃力圖求證唐代中央文館制度和文學之間的聯系。
有唐一代的知識分子,或在朝,或在野。在朝的文士是文化建設的中堅力量,多匯集於中央參與文化建設和文學發展的館所,亦即國子監、弘文館、崇文館等文化館所。從初唐修撰八史,到三百年間國子監等官學機構的設置,以及國家圖書編寫與整理、歷法與法律的制訂,等等,作為活躍在唐朝政治文化舞台上的知識精英,中央文館文士通過文館這一平台,集中展示了唐代文士之風貌,於唐代文學以及社會文化形態的影響是無庸諱言的。作者選定這一研究視角,學術敏感與宏觀前瞻意識已暗蘊其中,學術研究價值自不待言。
當然,對於唐代中央文館的制度沿革,前人曾有過專門研究,有時也間接涉及與文學創作的關系,但對此進行全面與系統的分析探討,此篇論文尚屬首次,而以文學為研究重點之異於他文的特色,無疑在這一研究領域具有開拓性意義。
論文的寫作,是在艱辛中展開的,作者從兩《唐書》、《全唐文》、《資治通鑒》、《唐代墓志匯編》、《唐代墓志匯編續集》等大量的文獻資料中勾稽出四十余萬字的材料,爬疏剔抉,排比分析,為整篇論文寫作奠定了扎實的文獻基礎。而寫作過程中,作者有幸獲得香港「愛德」基金會的資助,在香港中文大學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訪問學習。香港中文大學的豐富藏書,為論文的寫作提供了大量的港台和域外文獻。在廣泛查閱大量文獻的基礎上,作者堅持從第一手文獻的閱讀和分析入手,充分吸收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因此論文視野開闊,而又能取精用弘、融會貫通。
作者頗具問題意識,善於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以體察入微的學術敏感解決了文館制度研究中的許多基本問題。我們在第二章「制度生成之文化闡釋」、第五章「文館與唐代詩歌』』中,尤能感受到這一點。在研究方法上,注意材料搜集和整理,運用文史互證之考據法、比較研究法、計量分析法等諸多研究方法,辨析文館文士之人名及科第出身,通過大量圖表,從各個方面、多角度地分析文士素質,形象而具體地說明明經與進士關系之變化,讓讀者准確並直觀地了解最原始的文學創作實態,融科學、客觀與立體、形象為一體,化繁蕪、主觀之敘述為清晰、精確之圖表。
此書是立足於文人、文學而展開對文館的研究。頗具新意的研究視角,使得此書在前人基礎上將研究推向深入,不乏學術新見和創獲。
在文館制度的研究上,論文梳理了文館制度之沿革,考查其設置時間、人員建制和文士職掌,在此基礎上,闡釋文館制度形成的文化內涵,得出唐代中央文館制度的設置與政治文化緊密相聯的結論,其地位的升降與文教政策的調整和政治上的人事變動相關。並分析了各文館各時期文士任職資格中的變動,清晰地展現出唐代文化建設進程的軌跡。文末所附《唐代文館文士任職及出身簡表》花費了作者大量的心血,從各種典籍中搜集到文館文士2551人次,依據文獻記載和前人考證著述,將此2551人次分別從時間上划歸到唐代各時期,並根據《登科記考》和《登科記考補正》依次標注各人的科第出身。既是本書分析統計文士素質的基礎,又提供給讀者一份詳備的文館文士文獻參考資料。
上述文館制度的研究無疑於教育史、思想史的研究大有裨益,不過此書更大的特色還在於研究目的落腳點最終歸於文學。它從文館視角透視文人與文學創作,給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氣象:第三章文士素質分析,論析其任職資格中的文學因素,第五.章修撰類書與「括體詩」之關系,第六章論傳奇小說中對史官.文學的借鑒,以及修撰中非文學因素的影響,第七章元、白、韓的創作與其職務生活之關系,均能從文館與文學關系的角度予以論述,於唐代文學研究疆域有所拓展。
文學的進程往往是諸種合力的結果,以文館文士任職與文學創作的關系之視角來探討這一進程,實際上是提供一條新的思考路徑來透視唐代文學。作者將其與詩歌、小說、行狀及墓碑文諸種文體分而述之,讓我們看到唐代律詩之律體律調基本定型於初唐文館文士,集賢院的興盛將它進一步推向成熟。而修撰類書和創制「括體詩」思維上的一致性,展現出文館與詩歌的一種內在聯系,創作者的史官出身,歷史意識的生成及對史傳文學筆法的借鑒,無不凸顯出文館與傳奇小說的聯系。行狀、墓碑文等一類應用文體,其修撰是文館文士的職責所在,其體式的嬗變也多與制度相關。
要駕馭「唐代中央文館制度與文學」這樣一個大題目,實屬不易。可喜的是作者不僅能夠條理清晰地對該題進行了全面的論述,而且還有意識地從個案分析入手加以論列。本書的最后一章「文士任職之個案研究」選取中唐的代表文學家元稹、白居易以及韓愈三人做出了較為細致的分析研究,這無疑是對整體論述的一個有益補充。作者能夠有意識地運用這種點面結合的論述方法,本身就是學術思維成熟的一種表現。
當然,任何一部學術著作都難做到盡善盡美,作為一位年輕學者的處女作,本書在制度與文學的相關性研究上已做了很全面的論述,但值得進一步拓展的方面仍不少,正如作者自己所意識到的,文館文士的分析,不應僅停留於科第出身和任職資格兩方面,還可以從文士升降的規律中加深對他們的認識。此外,本書以處於中央的文館文士為研究對象,關注的是文化強勢區,文館文士的流動必然牽涉到地方文入,所以文化強勢區與弱勢區的互動研究亦是可以加強的一個方面。
論文答辯以后,夏平高興地看到李德輝先生的著作《唐代文館制度及其與政治和文學之關系》出版,這說明文館文士與文學研究日益被學界重視。二書側重點和寫法有異,夏平的工作比較重視文學問題和文學自身的演進。二書能互為補充,也是學術界所希望的。
夏平家累很重,但立志高遠,學習刻苦。他能堅持完成學業,克服了不少困難。在碩士階段,他跟隨貴州大學房開江教授研習唐宋詞。房先生在生活上對夏平多有關心和幫助,學習上對他嚴格要求。夏平在我面前說到房先生都很動情,也讓我感動。夏平隨我學唐代文學,在研習內容、方法和風格上都要做些調整或轉變。他來華南師大時,我正開始做《唐代中央文館文士考》項目。我們商定他的論文就做唐代中央文館文士與文學關系的研究,並讓他接手做《文士考》。這一工作是需要時間做保證的。夏平自己也很努力,一年多時間就完成了三十多萬字的文士考訂稿。由於對他期待較高,平時要求也特別嚴格,而他自己也不斷給自己加壓。這一年,他春節留在學校,沒有能回都昌看望父母,也未能去貴陽和戀人相聚;在香港訪查資料期間,他父親舊疾突發去世,未能見上最后一面。想起這些,我總不能心安。
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做唐代幕府與文學關系的研究,其中所涉及的文士基本上是活動在地方的,是在野文士,而任職於唐代文館及中央各部的中下層官吏則屬於在朝文士。朝野文士之間的關系如何,其文學創作是如何互動的,文學作品的雅、俗與朝、野文士分列有無聯系——這樣一些問題應當繼續探討。夏平對學術研究有興趣,有感情,其有意於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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