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兩國真正意義上的交流始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1870年，成立不久的明治新政府即派外交代表柳原前光等前來中國，游說清政府與其訂約通商，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翌年，兩國代表在天津最終簽訂《中日修好條規》和通商章程，約定互設使領館，準許彼此商民來往貿易等。六年後，以何如璋公使(副使張斯佳、參贊黃遵憲等)為首的第一屆駐日使團進駐日本。盡管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後，與英法列強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天朝帝國”名譽掃地，但這些以學者、文人為主體的使館人員，卻受到日本朝野人士，尤其是文化界人士的熱誠歡迎。他們經常聚集一堂，把酒論詩，交流思想，切磋文藝，呈現出與當時的政治環境迥異的友好氣氛。何如璋的出使游歷記《使東述略》、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等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這些情況。1879年，以《普法戰記》而揚名海內外的報業人士王韜東渡日本，由長崎經神戶、大阪、橫濱，抵東京，前後游歷四個月時間，並將此次東瀛之行的所見所聞，撰寫成《扶桑游記》一書公開出版。王韜此次訪日，所到之處受到的歡迎可以說是空前的。日本文士均以能讓王韜評詩題簽為榮，爭相設宴以待，或陪其出游。誠如《扶桑游記》序言中所記“壺觴之會，文字之飲，殆無虛日”，“承諸君子之款待周旋，可謂至矣”。
然而，近代歷史的演變，對中國來說異常悲慘。數年後的中法戰爭，腐敗的清政府又讓法國打得“落花流水”。再後來，甲午一戰，泱泱天朝大國竟然敗于“東夷小國”，這一悲慘的現實不得不讓清朝上下為之震驚，使因循守舊的知識階層猛醒。于是，傳統文化上一直是師長之輩的被日本人尊稱為“聖人之國”的國度，一下子把目光轉向了這個西化成功的東鄰之國，將其看作是學習效仿的對象。清政府基于挽救岌岌可危的自身統治的需要，亦只好推出一些以日本為樣板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模仿日本制訂新學制，設立新學堂，聘請日本教習，獎勵赴日留學考察等項目。甲午戰後的第二年，清政府就派出了13人的留日學生，由此揭開了近代中國人赴日留學熱潮的序幕。至日俄戰爭時的1905年前後，在日中國留學生人數高達八千人之多。與此同時，官紳及各地人員到日本游歷、考察也蔚然成風，一時間，狹長的島國日本，尤其是彈丸之地的東京匯集了眾多來自中國各地的留學生和游歷官紳。其中一些人還寫下了考察日記或游歷記，如︰張謇《東游日記》、繆荃孫《日本考察事務游記》、吳汝綸《東游叢錄》、黃慶澄《東游日記》、王之春《談瀛錄》、黃尊三《日本留學日記》、李筱圃《日本紀游》、王景禧《日游筆記》等，為我們了解明治維新後日本的社會、經濟、科技、文化等，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這些日記或游記通常被稱為“東游日記”，已故日本學者實藤惠秀竭畢生精力收集這些游記，僅其個人收藏的就多達227種，其中晚清的148種，民國時期的79種。戰爭期間，為避免民間的貴重文獻毀于戰火，東京都教育局制訂了“戰時特別征收圖書”制度，實藤將包括這227種游記在內的四千余部個人藏書全部貢獻了出來。這些“東游日記”如今完好無損地保存在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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