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與中國文化

致中國讀者
我和中國
寄語《中島健藏展》
初次訪問南京
中國的飛檐
敦煌有感
中國電影三題
北京的春天
北京的秋天
再訪北京的秋天
歷史和文化
戰爭和戰後——日中關系的問題
從“南京”追溯到“旅順”
香港有感
香港旅情
春秋無義戰
儒教再考
三星堆的青銅器
中日文化的兩極互反性
佛像群的發現
中國的水墨畫和日本的水墨畫
文學和翻譯
什麼是文學或有關《中國文學史》
“天喪予”或有關《論語》
馬克思主義與文學
宋學的日本化
詩人們
明治初期的翻譯——為何而譯?譯什麼?怎樣譯?
文學的使命——在科學技術文明的時代
近代的翻譯詩——翻譯的叛逆之說
淵明和一休
提倡翻譯
《聖經》和《論語》的意義
偷羊人的話題
趨庭日
翻譯、風流、自然
21世紀和中國文化
新世紀的希望或有關“歷史意識”
20世紀曾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
圍繞中國的國際問題和日本——與羅貝爾‧吉朗的對話
多種語言的必要性
漢字文化圈的歷史和未來——與一海知義的對話
對“漢字文化圈”構思的補充
東瀛風流人物——加藤周一（代後記）

日本人（包括從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遷徙到列島的人們及其後裔），至少從我國南北朝時代便揭開了研讀中國典籍的歷史，而伴隨中國文化進入日本所產生的一系列文化現象，諸如寫經抄書、創造假名、宮中講經、發明訓讀、朗詠流行、設明經文章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構成了人類文化交流史上壯觀的奇景。日本人審視中國的同時，也在成就著自身。不論是出于何種目的，從廣義上講，日本人研究中國，幾乎經歷了一千多年的歲月，但學界真正把研究中國的學問稱為“中國學”，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情。

長達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國研究史，是與日本文化的開創和發展緊密聯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完全拋開中國學術史，便沒有完整的日本學術史可言。但是，從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人研究中國的目的、方法和態度發生了徹底的變化。盡管中國傳統的考據學、文獻學的影響依然存在，但與西方學術同時也與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聯系，遠比與中國同時學術的聯系敏感、緊密而又牢固。不論如何，從古至今，日本學界產生了眾多研究中國的大學問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對中國的研究與中國自身的學術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導這門學問的根本課題，是島國曰本如何面對大陸中國。它們不僅植根于異質的文化土壤，從屬于日本文化體系，反映或者作用于當時日本的包括民族主義思潮在內的各種社會思潮，在日本學界獲取評價，而且根本目標在于發展日本文化。所以盡管它們有時與中國本土學問面臨著同一對象，然而兩者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和價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歷史階段的今天，國外中國學與中國的國學共同構成世界的學術中國觀，而又各屬不同的學術體系，發揮著不同的文化功能。對于我們的國學來說，國外的中國學可以說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國學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

進一步說，日本中國學除了具有其他國家中國學的共性之外，還有一些特殊性。這些特殊性，離不開一個“近”字。例如，由于許多業已散佚的中國文獻通過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曰本，使得日本成為域外最重要的中國文獻資料庫之一；又比如日本擁有傳統的閱讀和訓釋中國文學的特殊手段等等，這給中國文獻的傳播和解讀帶來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同時，由于中日兩國學術交流源遠流長，日本中國學與日本學研究的關系特別緊密，也使得它在考據和比較研究這兩方面，有著更多的資源和課題。

在日本，對日本古代學術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與對中國的研究一刀兩斷，再加上現代學術謀求溝通的大趨勢，便使得日本中國學者，例如內藤湖南、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響超出了中國學的範圍；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學的著述，例如明治時代的民俗學家、最早的環境保護運動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識巨人”、“時代代言人”之稱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勞者”稱號獲得者中西進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國學的部分，也都有一讀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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