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后，史學界對於中國近代政治史、經濟史、中外關系史等，在資料整理和專題研究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績。但就中國近代文化史，特別是教育史的研究來說，還是一個比較薄弱的環節。毛澤東同志早在1941年就提出：「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根據中國近代教育演變的歷史，搜集、輯錄、整理文獻資料，分門別類地加以匯集排比，編輯一部比較系統完整的教育史史料匯編，對深入研究中國近代教育史和文化史，都具有重要意義。
舒新城對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的搜集整理，做了大量工作。早在1928年，中華書局就出版了他的《近代中國教育史料》4冊，196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3冊，為中國近代教育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資料，促進了中國近代教育史的研究。近年來，又有幾種有關中國近代教育的專題史料陸續出版，如王煥琛主編的《中國留學教育史料》（台北「國立」編譯館1980年版）、朱有讞主編的《中國近代學制史料》（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這些專題史料內容比較豐富，各具特色。日本多賀秋五郎白1972年至1976年分冊出版了《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1902—1960年），分清末編、民國編和人民中國編（日本學術振興會）。他根據官方公布或刊印的中國近代教育文獻，復印輯錄了有關教育詔諭、奏議、法令和規程等資料。這些過去出版的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已為中國近代教育史研究搜集了相當豐富的原始資料，但由於編者對舊日收藏的學部、教育部教育檔案和各學校的檔案資料還沒有充分加以利用，對新近發現的教育文獻資料也沒有很好整理參考，對教育家的文集、日記、年譜和教育雜志上有價值的史料更沒有注意廣泛搜集，因此在資料內容方面有不少重要遺漏，需要在原有基礎上進行必要的補充、核對、校勘、考訂，重行整理編輯。
現在已經出版的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在編輯體例和方法上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一、以歷史年代為主，按歷史階段輯錄有關教育專題史料；二、以教育專題為主，按歷史年代先后，輯錄有關教育史料；三、以文獻資料為主（如《學部奏咨輯要》、《學部官報》、《教育部公報》、《教育部行政紀要》等），輯錄有關教育史料，並加資料解說。
本叢書在編輯體例方面，主要采取以「專題為綱，年代為目」的原則，分別編輯學制演變、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實業和師范教育、教育行政機構及教育團體、教育思想、留學教育分冊。由於中國近代學制公布於1902年，為了反映1902年以前中國近代教育的變革，我們按「年代為綱，專題為目」的原則，輯錄了鴉片戰爭時期、洋務運動時期、戊戌變法時期的教育史料。
在編輯方法上，因為本叢書是一部比較完整的專題史資料匯編，我們在收集資料、反映情況和說明問題時，主觀上希望做到全面而不濫，豐富而不蕪雜，盡量體現大事突出，要事不漏；在編輯時，努力注意正確處理各種關系，即既反映概貌，又注意選擇典型，除匯輯教育詔諭、奏議、法令、規程外，還收集有關教育設施、教育實際活動的資料，除着重選輯正面資料外，也適當輯錄一些反面資料，對過去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書中的一些空白部分，設法加以補充，對一些薄弱環節，力求突破。
資料書與專著不同，不能過分講求體系的完整和嚴密，但要通過資料的編選和排列，反映中國近代教育制度發展的主要線索和教育思想發展的主要潮流，具體說明從科舉到學校，從舊學到新學，從中學到西學的復雜、曲折和不斷演變的過程。
本叢書最初的編輯工作始於1963年。1984年5月編輯委員會成立后，才開始有計划、有步驟地分工協作進行編輯。由於編輯這樣一部大型專題史資料匯編，我們缺乏經驗，資料的收集還不夠完備，加之水平有限，本書的缺點一定很多，希望讀者予以批評和指正。上海教育出版社對本書的討論和出版給予了很大的贊助，謹在此表示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