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修辭學(全二卷)

第一編 縱論
第一章 中國古代修辭研究的主要特點
第二章 20世紀中國修辭學發展的理論基礎、主要成就和重
要特征
第三章 20世紀中國修辭學史研究的歷史經驗及本書撰寫
特色

第二編 中國現代修辭學的草創及初步發展時期
（1901-1948年）
第一章 引論
第二章 草創期的修辭理論
第三章 白話修辭論的萌芽及發展
第四章 文言修辭論的發展
第五章 相鄰學科學者的修辭研究

第三編 現代漢語修辭學的創立與發展時期
（1949-1965年）
第一章 引論
第二章 現代漢語修辭學的普及
第三章 現代漢語修辭學研究的深入
第四章 現代漢語修辭學創立與深入的標志性著作

第四編 台灣及港澳地區的修辭學研究（1950-2000年）
第一章 引論
第二章 台灣地區前期修辭學研究的成就及其代表作
第三章 台灣地區後期修辭學研究的成就及其代表作
第四章 港澳的修辭學研究

宗廷虎先生以研究修辭學理論和撰寫漢語修辭學史名家。現已有《漢語修辭學史綱》(與李金苓合著)、《中國現代修辭學史》(獨著)、《漢語修辭學史》(與袁暉聯合主編並撰寫)、《中國修辭學通史》(與鄭子瑜、陳光磊聯合主編，並與李金苓撰寫了其中的《隋唐五代宋金元卷》和《近現代卷》)、《宗廷虎修辭論集》(獨著)、《修辭新論》(主持合作撰寫)等專著問世。這本《20世紀中國修辭學》則是由宗先生主編，並與高萬雲、吳禮權先生分工合作撰寫的又一本修辭學史專著。宗先生的多本修辭學史專著相繼出版，不僅僅是宗先生個人的成績，也顯示著中國修辭學史研究的豐收。

此書稱：「80年代以來涌現的古今修辭學通史專著有六部，另外專論現當代修辭的有五部。」此書是其後出版的第12部。應該說，此書對此前的修辭學史專著和論文，不論是宗先生自己編撰的還是別人編撰的，都是有所承傳的，可謂厚積而厚發。不過，又並非一仍舊制，而是有所創新，有所突破。

承傳和創新、突破，所在多有，相對集中在此書的主要撰寫特色方面。比如確定「以論帶史、以史促論、史論結合」為全書撰寫原則、對白話修辭學與文言修辭學發展的軌跡進行梳理、重視對臨近學科學者修辭論的總結等。而這些主要特色，又都在理論的闡發和史料的處理上得到了比較充分的體現。

以「史」「論」關系而言，宗先生自謂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研究修辭學史時，就在「嘗試著走一條以『史』促『論』，以『論』帶『史』，『史』『論』結合的道路」。在總結20世紀90年代末出版的《中國修辭學通史》的撰寫經驗時，又鄭重申明：「總之，史論結合，在史實的闡述中加強理論探討，是《通史》的重要追求。」宗先生把史論結合看作是自己研究修辭學史的一條道路和一種追求。此書則更進一步把這條道路和這種追求轉化為全書撰寫原則，而又以這個原則的切實貫徹，構成了此書的一個主要特色。此書繼往開來地走著這條道路，越來越執著地實現這種追求。

何謂以史促論?簡要地說，就是「從史料與史料的關系中總括出規律」。沿著這種說法的思路，可以理解為以史料促成修辭評論和修辭理論的產生，史料是動因，修辭評論和修辭理論是結果。無「因」自然不能促成「果」，所以此書強調「搜集史料一要『充分』，二要『系統』」。但有「因」而不去促，也同樣不能促成「果」。所以此書批評了那些。「僅僅是排列史料，很少對其進行理論上的分析」，因而不能促成正確的修辭評論和修辭理論產生的「重史輕論」現象。

當然，以史促論的「史」，還關乎對史料的真偽鑒別和價值高低的評定的問題。以偽作真，誤低為高，都不能促成正確的修辭評論和修辭理論的產生。這就需要「將修辭研究置於社會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每一個史料都出現和存在於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它和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中的社會形態如政治、經濟、文化等息息相關。只有把史料放在這種社會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和檢驗，才能正確把握、深入理解它，並運用它來促成正確的修辭評論和修辭理論的產生。此書正是以此顯示其特色的。比如此書一方面確認了文言與白話之爭，其結果是文敗白勝，文言修辭學與白話修辭學之爭，其結果是白話修辭學作為勝利者占據了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又確認文言修辭學仍然有所發展、與時俱進。這一修辭評論，看似自相矛盾，難以理解，實則言之成理，符合歷史事實。因為持之以立論的史料是被放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並且通過了檢驗的。此書是把這場爭論的種種史料放在當時革新與守舊進行著激烈的斗爭，放在文言與白話在適應社會生活和時代需求的能力上存在著巨大的差距，放在文言文根深蒂固、仍有一定的用場等等社會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和檢驗，然後才作出這一修辭評論的。

文言修辭勝於白話修辭，白話不能修辭之類的修辭評論在中國大陸早已隨著產生這類史料的社會大背景的消失而銷聲匿跡了。不過，在台灣，時至1978年竟然還有認為「語體文是尚自然的口語，不主修飾，不拘規格，與修辭原則不相符合」的修辭評論出現。此書指出，這種觀點，「似乎仍與『五四，前後修辭學界所謂『白話不能修辭，文言才能做美辭』的觀點相同」。對此，我們也不必驚詫，只要把這種史料放在當時台灣的社會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就能明了它之所以出現的原因了。

白話修辭學蓬勃發展，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而文言修辭學也不會完全退出歷史舞台，因為它也還有一定的生存空間。文言是中華民族上下幾千年文化典籍如經史子集等的重要載體，有中華文化在，就有中華文化典籍在；有中華文化典籍在，就有文言文在；有文言文在，就有文言修辭在；有文言修辭在，就有文言修辭學在。把文言修辭學放在社會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就能看到它的生存空間。我這也是在以史促論。

我們完全有理由預測，隨著修辭研究與計算機合作的進展，隨著社會對這種合作的需求的日益增長，普遍地利用計算機對文言文作處理(如文言文機器翻譯之類)的時代一定會到來。這時候，參與這一工作的，不但是語言工作者要掌握文言文，就是科學工作者也要掌握文言文，文言文修辭學也就更有其生存和發展的社會條件了。我想，到那時，宗先生如果再寫一部漢語修辭學史，一定會寫上這一筆的。我們拭目以待。

何謂以論帶史?按照書中的簡要詮釋，就是「運用正確的理論作指導」來「對史料進行深入地開掘和評論」。也就是說，運用正確的理論來指引，把對史料的開掘和評論帶上正確之路。如果沒有正確的理論作指導，就不可能對史料進行深人的開掘和正確的評論，猶如沒有正確的考古理論作指導，就不可能對地下文物進行深入的開掘和正確的鑒定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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