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個習慣，就是自己寫書自己作序。因為我已經單槍匹馬慣了，不想在蠅頭上面再撒什麼佛光。
也許只有一個例外吧。二十多年前，好像是一場雪後，當時還在做考古的張承志，他帶我去看俞偉超先生，在一所非常簡陋也很狹小的房間裹。我就是從那時開始，才一步步走進學術之門(當時幫我的人很多，讓我涌泉難以相報)。後來，我想，如果有一天我的書能出版，我一定要請俞先生作序，無須任何夸獎，只是一點紀念。但真的到了那一天，我才發現，俞先生太忙，而且他客氣地說，他是考古學家，對《孫子》不懂，拖了很久，我還是沒有得到他的序言(俞先生現在住在小湯山養病，前不久我還看他，真希望他能恢復健康)。他大概不知道，他給我的鼓勵和幫助(特別是他的想象力和感染力)對我有多大分量。所以，從此，我發了一個誓，序言一定要由自己來寫，而且絕不給他人作序。寫，就要寫純粹的個人感想，而且是擱筆之際一剎那的感想．每句話都掏心窩子，一點顧忌都沒有。
現在我想到了什麼呢?其實很簡單，就是很累。學術是個充滿誘惑，讓人自不量力，忘乎所以的事(看見的比能做的要多得多)。當了知識分子，就得認命。我很忙，也很懶，是個時間吝嗇鬼。我不但害怕“地不愛寶”，唯恐太多的東西突然從地下冒出來，而且說實話，我真有點後悔，怎麼耳朵太軟，掉進上博楚簡就爬不上來了。本來我在寫自己的書，好端端地，突然消息傳來，上博楚簡出版了!我明白，轟騰轟騰，新一輪的熱鬧又開始了，我又沒法消停了．大家都說，你既然是上博楚簡的整理者，而且是“初步”整理者，你是不能不說話的。但我能說什麼呢?恐怕還是寫點讀書筆記好，哪怕就像當初，只是非常初步的東西。因為我知道，上博楚簡太重要(有人會宣傳，不用我來講)，甭管我該負什麼責，責任都很重大。我只能盡我的心去做，就算做得不好，也讓別人能踩著走，有坑的地方我插個旗。
這兩個星期，北京在開各種會(下星期一在歷史所也有會)。我參加的頭一個會是龐樸先生和姜廣輝先生主持的，當時手頭還沒書(上海博物館的書是後來才寄到)。龐先生打電話要我發言，我說連書都沒有，發什麼言?所以他讓邢文先生給我預備了復印件。會上，大家要我介紹情況，我盡我所知，講了點實情。他們都很希望，我能像寫《郭店楚簡校讀記》那樣，也寫幾篇校讀記出來。而且開完會，龐先生還借書給我。然後呢，緊接著，台灣輔大的丁原植丁先生就來了，他在王府井下榻，從沙灘買了價值600元的大書送我，要我先睹為快。我想，這麼多人都催，湊手的兵器也有了’你還等什麼，開練吧．我就一口氣寫了三篇東西。寫完，四肢酸痛，兩眼呆滯，頭腦麻木，正想喘口氣，丁先生的主意來了，他說，你再加點什麼，湊本書吧，比如說，你討論郭店楚簡的文章(收入《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討論《緇衣》和《性自命出》的兩篇)，還有你評達園賓館會的文章(這篇文章，我是得罪天，得罪地，誰都不敢登)。然後我就編了這本小書，真是想不到。寫作期間，丁先生請我吃了好幾次肥牛火鍋，他說比台灣的火鍋好。
我和丁先生是老朋友了，謝謝他的書，謝謝他的飯，謝謝他的安排。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