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耶魯大學出版我的Social Origins of Distress and Disease一書已有20余年，而距離我在湖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開展這項研究也正好28個年頭了。這本書就是這些研究發現的一個匯報。很長時間以來我都在等待這本書的中譯本，現在我非常高興它即將面世。
在我所寫的六本書中，目前在美國只有這本書已經不再刊印了。也許是我當時把研究的真正主題放在副標題（Depression,Neurasthenia and Pain in Modern China）里的選擇造成了這種狀況。我可能應該把這個副標題當作真正的書名。畢竟，這本書在當時是西方人研究中國“文革”幸存者及其所遭受的創傷的早期著作之一。
在1980年，創傷（Trauma）這一概念還沒有它在今天所具有的突出地位。事實上，當初我試圖避免使用創傷後應激障礙（Post TraumaticStress Disorder）這一概念來研究“文革”中創傷所造成的精神性後果。創傷後應激障礙在1980年出版的《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SM-III）中才被正式確認。而在當時，抑郁和焦慮是被大家普遍使用的兩個概念。
本書的研究發現曾經在中國精神醫學界引起過一些誤解。1986年一些中國精神醫學工作者覺得我是在批評中國的精神醫學沒有診斷出抑郁癥和焦慮癥，而是把許多不同的精神問題不加分析地置于當時北美和歐洲已經不再使用的“神經衰弱”這一概念之下。對此，我想說的是，這根本不是我當時試圖表達的觀點。我的觀點是，不論“神經衰弱”還是“抑郁／焦慮障礙”都應該被理解為一種文化概念，而文化概念形塑著真實的生理體驗，建立了區隔正常與病態的界線。文化概念影響著專業診斷系統；專業診斷系統也有著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和經濟學背景。而且，這些文化概念也是理念、產品和人的跨國家流動的一部分，這種流動在1980年代還沒有自己的名字，但是現在我們都知道稱之為全球化。最後我想說的是，這些往昔的概念是存在于個人和集體意涵網絡中的，這種意涵網絡把人們與制度、社會事仵以及壓力問題相互聯系在一起。我把它稱之為社會一軀體關系（soclosomatlc
relationships）。
有一種探討作者與讀者關系的理論認為，一部作品一旦發表，不論作者的原意是什麼，讀者都會把它理解為自己所希望的那樣。正因為如此，本書引起了中國醫學界的關注和討論。討論涉及神經衰弱是否是一種真正的疾病，神經衰弱病人是否受困于抑郁癥。本書出版十年後，這些討論終于有了結論。年輕一代的研究者認為，如果使用最新的專業標準和設各，中國的神經衰弱病人可以被診斷為抑郁患者。一些醫藥公司也引述我的研究發現來陳述這一觀點，並且以此證實抑郁患者沒有得到應有的診斷和治療。
轉眼2008年將至，我希望今天的讀者能夠更深入地閱讀這些案例和我對它們的闡釋。在這本書中，我想表達的是，癥狀並不只是個體的不適表達，也可能成為一種表達集體性不適的合法語言。同時，對于病人、家庭、醫療人員和社會本身，苦痛和疾病不僅具有社會性原因，而且也會產生社會性後果。如果不能有效地針對這些社會原因和社會後果開展工作，那麼針對疾病的治療會受到破壞，康復也會被延遲或阻礙。
我也希望這本書對研究中國社會有所貢獻。我試圖描述那些有特定經歷的人們，而這些人們的經歷又刻畫了一個特定的時代——緊隨“文革”之後的那個時代，也是經濟改革的早期歲月。如果我們站在差不多三十年後的今天的角度來看，那個時代與早些時候的激進的毛澤東時代的關聯要比與今天的中國的關聯多得多。不過，體味著我當年訪問的那些人們的害怕與擔憂，我們仍然能夠從中感覺到這個世界一直在變化，新的機會和新的問題永遠在前面等著我們。他們當年經由自己的不同道德體驗感覺到的迷失（disorientation）也可以在當今的一些中國人中發現，今天的中國人也意識到了他們身處其中的道德體驗也在經歷新的變化，這些變化有好也有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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