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在對現存徽宗朝大量詩歌作品細致研讀的基礎上,排比歸納,分析比較,沿波討源,玩味尋繹,梳理出自元祜至南宋初年,宋詩發展由學蘇(軾)到學黃(庭堅),再由學黃向學蘇回歸的大致過程;並認為,在徽宗時期,江西詩派中的許多人(不只是呂本中),如潘大臨、謝逸兄弟、洪炎等,其詩風已趨於平易,這實是學習蘇軾的結果。南宋初「蘇學」盛行,其先兆早在北宋後期已顯現出來。從蘇軾一向主張自然為文的觀點來看,此說是很有見地的。
書中又對惠洪、饒節、祖可、善權等詩僧的創作進行研究,指出這一時期僧詩的創作極為繁榮,且同樣表現出由學蘇到學黃轉變的跡象;對徽宗和徽宗時期的宮廷詩人,如慕容彥逢、王安中等人的創作展開論述,認為他們的詩歌在敘寫自我生活的場景、描繪風景人物以及大量運用以賦為詩的手法等方面,都突破了王建宮詞創作的藩籬,雍容華麗,自有其認識價值;對集句詩、柏梁體和六言詩在徽宗朝的興盛和變化進行探討,以為無論在題材和主題的取向還是在創作手法與技巧的創新上,這些特殊體裁的創作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並對南宋初的詩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目錄
序
緒言
第一章 徽宗朝詩歌發展概況
第一節 徽宗朝的文化背景
第二節 徽宗朝詩歌發展的艱難環境
第三節 徽宗朝詩人的生活狀況和創作心態
第四節 徽宗朝詩歌發展的基本狀況及其原因
第二章 「江西詩派」的蓬勃發展
第一節 江西詩人的「宗派」特點
第二節 李彭:「詩體拘狹少變化」
第三節 謝逸、謝過:「無逸詩似康樂,幼 詩似玄暉」
第四節 洪朋:「咫尺澀如棘」
第五節 洪芻:「酷似其舅」
第六節 晁沖之:「不從古人筆墨畦徑中來」
第三章 「蘇門」影響逐漸式微
第一節 蘇門詩歌的衰落及其原因
第二節 唐庚:「敢亂道卻好」
第三節 蘇過:「峻壯有家法」
第四節 毛滂:「有風發泉涌之致,頗為豪放不羈」
第五節 吳可:「回首長安淚滿衣」
第四章 詩僧創作的世俗化和多樣化
第一節 惠洪:偏於學蘇,自然雄壯
第二節 饒節:千錘百煉,清淡峭拔
第三節 祖可與善權:「流風回雪」與「風雷為舌」
第五章 宮廷詩人創作的紀事性和富麗色彩
第一節 趙佶:《宮詞》的新發展
第二節 慕容彥逢:不同詩體,差異巨大
第三節 王安中:詩歌的「賦化」
第六章 徽宗朝詩歌的反正
第一節 南宋初年江西詩人對「宗派」的突破
第二節 韓駒:蘇、黃詩風的融合
第三節 呂本中:從「有意於文」到「無意於文」
第四節 陳與義:開創「新體」
第五節 曾幾:自然清新的新詩風
第七章 集句詩、柏梁體與六言詩在徽宗朝前後的發展
第一節 王安石與集句詩在徽宗朝前後的發展
第二節 蘇軾與柏梁體詩歌在徽宗朝前後的消長
第三節 黃庭堅與六言詩在徽宗朝前後的興衰
余論 徽宗朝詩歌對南宋詩歌的影響
附錄一 北宋集句詩人林震考
附錄二 「吳可」名稱考
附錄三 「饒節」、「饒次守」本是一人
主要引用和參考文獻
後記
緒言
第一章 徽宗朝詩歌發展概況
第一節 徽宗朝的文化背景
第二節 徽宗朝詩歌發展的艱難環境
第三節 徽宗朝詩人的生活狀況和創作心態
第四節 徽宗朝詩歌發展的基本狀況及其原因
第二章 「江西詩派」的蓬勃發展
第一節 江西詩人的「宗派」特點
第二節 李彭:「詩體拘狹少變化」
第三節 謝逸、謝過:「無逸詩似康樂,幼 詩似玄暉」
第四節 洪朋:「咫尺澀如棘」
第五節 洪芻:「酷似其舅」
第六節 晁沖之:「不從古人筆墨畦徑中來」
第三章 「蘇門」影響逐漸式微
第一節 蘇門詩歌的衰落及其原因
第二節 唐庚:「敢亂道卻好」
第三節 蘇過:「峻壯有家法」
第四節 毛滂:「有風發泉涌之致,頗為豪放不羈」
第五節 吳可:「回首長安淚滿衣」
第四章 詩僧創作的世俗化和多樣化
第一節 惠洪:偏於學蘇,自然雄壯
第二節 饒節:千錘百煉,清淡峭拔
第三節 祖可與善權:「流風回雪」與「風雷為舌」
第五章 宮廷詩人創作的紀事性和富麗色彩
第一節 趙佶:《宮詞》的新發展
第二節 慕容彥逢:不同詩體,差異巨大
第三節 王安中:詩歌的「賦化」
第六章 徽宗朝詩歌的反正
第一節 南宋初年江西詩人對「宗派」的突破
第二節 韓駒:蘇、黃詩風的融合
第三節 呂本中:從「有意於文」到「無意於文」
第四節 陳與義:開創「新體」
第五節 曾幾:自然清新的新詩風
第七章 集句詩、柏梁體與六言詩在徽宗朝前後的發展
第一節 王安石與集句詩在徽宗朝前後的發展
第二節 蘇軾與柏梁體詩歌在徽宗朝前後的消長
第三節 黃庭堅與六言詩在徽宗朝前後的興衰
余論 徽宗朝詩歌對南宋詩歌的影響
附錄一 北宋集句詩人林震考
附錄二 「吳可」名稱考
附錄三 「饒節」、「饒次守」本是一人
主要引用和參考文獻
後記
序
中國文學史發展的實際情形和具體進程,往往比我們一般所了解和想象的要豐富得多、復雜得多。
北宋後期,詩歌的生存和發展條件應該說是相當艱難的。宋哲宗紹聖以降,原來熙、豐、元祜年間新舊兩黨在思想、政治上的激烈斗爭,已逐漸演化為不同政治集團和派別之間的相互傾軋、人事糾紛和意氣之爭,黨爭的性質已完全蛻變,政風頹敗,民不聊生。所謂紹聖、崇寧新政,「大抵皆出於士大夫報復,而卒使國家受其咎」(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當政者「懷植奸黨,威福在其手,托紹述之名┅┅,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致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其名雜出」(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所謂新法條令,在經濟上,除方田法還在部分地區實行外,其余皆已成為對百姓的變相盤剝,而且即使是方日法,「非特方田以增賦稅,又且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芻草之直。上戶或增數百緡,下戶亦不下數十緡,民戶因此廢興失所,餓莩者有之」(楊仲良《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三八)。在學校、科舉制度上,崇寧三年「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法並罷」(脫脫等《宋史》卷一五五《選舉》一),至「政和末,李彥重方三史,言士大夫多作詩有害經術。自陶淵明至李、杜,皆遭詆民:逐送蔽局立法。何丞相執中為提舉官,遂定命官傳習詩賦,杖一百」(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九)。又「詔三蘇集及蘇門學士黃庭堅、張吳、晁補之、秦觀及馬涓文集┅┅、劉放詩話┅┅,悉行焚毀」(《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一)。罷詩賦,使士人不學;禁蘇、黃等入詩文,使人無可學;杖傳習詩賦者,使士人不敢學,北宋文學發展的去路,幾乎被斷絕了。
然而,文學作為文化和社會意識形態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發展的慣性,而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愈禁愈行的逆反心理亦往往可見。所以,宋徽宗下令禁詩賦後不久,他自己似乎就不言受此約束,如當時人所記載的是,「聖作屢出,士大夫亦不復守禁」(石林燕語卷九)。「崇寧、大觀間,(蘇軾)海外詩盛行┅┅、是三寸朝廷雖嘗禁止.賞銨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其傳愈多,往以多咱誇: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中)。而「凡紹興初以詩名家,皆當日人才也┅┅。子蒼諸賢,往往不由科舉而進,一時如程致道、呂居仁、曾吉甫、朱希真,皆是也,其又奚疑」(周必大《周益國文忠公集》卷八《跋韓子蒼與曾公錢遜叔諸人唱和詩》)。這些記載,大致都是符合實際的。
那麽,徽宗詩壇的總體面貌究竟如何?北宋後期除了江西詩派之外,還出現過哪些重要詩人、派別或集團?他們對南宋詩歌的發展曾起過什麽作用?其在宋詩發展中的地位又將如何等等,就必然成為我們宋詩研究中的一個不應回避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多年來恰恰是被我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仿佛北宋後期除了江西詩派之外,便再沒有了其他的詩人。
現在,我們高興地看到,明華博士的《徽宗朝詩歌研究》,很好地彌補了上述宋詩研究中的空白和不足。
是書在對現存徽宗朝大量詩歌作品細致研讀的基礎上,排比歸納,分析比較,沿波討源,玩味尋繹,梳理出自元祜至南宋初年,宋詩發展由學蘇(軾)到學黃(庭堅),再由學黃向學蘇回歸的大致過程;並認為,在徽宗時期,江西詩派中的許多人(不只是呂本中),如潘大臨、謝逸兄弟、洪炎等,其詩風已趨於平易,這實是學習蘇軾的結果。南宋初「蘇學」盛行,其先兆早在北宋後期已顯現出來。從蘇軾一向主張自然為文的觀點來看,此說是很有見地的己書中叉對惠洪、饒節、祖可、善權等詩僧的創作進行研究.指出這一時朝虐詩的創作極為繁榮,且同樣表現出由學蘇到學黃轉變的跡象:對徽宗和徽宗時期的宮廷詩人,如慕容彥逢、王安中等人的創作展開論述,認為他們的詩歌在敘寫自我生活的場景、描繪風景人物以及大量運用以賦為詩的手法等方面,都突破了王建宮詞創作的藩籬,雍容華麗,自有其認識價值;對集句詩、柏梁體和六言詩在徽宗朝的興盛和變化進行探討,以為無論在題材和主題的取向還是在創作手法與技巧的創新上,這些特殊體裁的創作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並對南宋初的詩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明華博士的這些觀點和看法,毫無疑問,也都多有心得,足資參考。
此書是明華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訂、補充並最終完成的。記得他在入學的時候,與其他同學一樣,也曾各言其志。明華的願望,是將來能夠完成一部宋詩史。他此前曾對宋初的詩歌特別是西昆派的詩歌創作,進行過探索,現在,他又完成了南北宋之交的詩歌演變研究。雖然離他實現自己當初的宏願,還有很大的距離,還有很多艱苦的工作要做;雖然他的一些觀點和看法,也許還需要進行更深入和更廣泛的考量,但我相信,他將來是能夠實現自己的願望的,只要他能矢志不移,不斷探索,不斷努力。
明華勉之!
丁亥秋天秦淮河畔
北宋後期,詩歌的生存和發展條件應該說是相當艱難的。宋哲宗紹聖以降,原來熙、豐、元祜年間新舊兩黨在思想、政治上的激烈斗爭,已逐漸演化為不同政治集團和派別之間的相互傾軋、人事糾紛和意氣之爭,黨爭的性質已完全蛻變,政風頹敗,民不聊生。所謂紹聖、崇寧新政,「大抵皆出於士大夫報復,而卒使國家受其咎」(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當政者「懷植奸黨,威福在其手,托紹述之名┅┅,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致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其名雜出」(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所謂新法條令,在經濟上,除方田法還在部分地區實行外,其余皆已成為對百姓的變相盤剝,而且即使是方日法,「非特方田以增賦稅,又且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芻草之直。上戶或增數百緡,下戶亦不下數十緡,民戶因此廢興失所,餓莩者有之」(楊仲良《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三八)。在學校、科舉制度上,崇寧三年「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法並罷」(脫脫等《宋史》卷一五五《選舉》一),至「政和末,李彥重方三史,言士大夫多作詩有害經術。自陶淵明至李、杜,皆遭詆民:逐送蔽局立法。何丞相執中為提舉官,遂定命官傳習詩賦,杖一百」(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九)。又「詔三蘇集及蘇門學士黃庭堅、張吳、晁補之、秦觀及馬涓文集┅┅、劉放詩話┅┅,悉行焚毀」(《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一)。罷詩賦,使士人不學;禁蘇、黃等入詩文,使人無可學;杖傳習詩賦者,使士人不敢學,北宋文學發展的去路,幾乎被斷絕了。
然而,文學作為文化和社會意識形態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發展的慣性,而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愈禁愈行的逆反心理亦往往可見。所以,宋徽宗下令禁詩賦後不久,他自己似乎就不言受此約束,如當時人所記載的是,「聖作屢出,士大夫亦不復守禁」(石林燕語卷九)。「崇寧、大觀間,(蘇軾)海外詩盛行┅┅、是三寸朝廷雖嘗禁止.賞銨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其傳愈多,往以多咱誇: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中)。而「凡紹興初以詩名家,皆當日人才也┅┅。子蒼諸賢,往往不由科舉而進,一時如程致道、呂居仁、曾吉甫、朱希真,皆是也,其又奚疑」(周必大《周益國文忠公集》卷八《跋韓子蒼與曾公錢遜叔諸人唱和詩》)。這些記載,大致都是符合實際的。
那麽,徽宗詩壇的總體面貌究竟如何?北宋後期除了江西詩派之外,還出現過哪些重要詩人、派別或集團?他們對南宋詩歌的發展曾起過什麽作用?其在宋詩發展中的地位又將如何等等,就必然成為我們宋詩研究中的一個不應回避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多年來恰恰是被我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仿佛北宋後期除了江西詩派之外,便再沒有了其他的詩人。
現在,我們高興地看到,明華博士的《徽宗朝詩歌研究》,很好地彌補了上述宋詩研究中的空白和不足。
是書在對現存徽宗朝大量詩歌作品細致研讀的基礎上,排比歸納,分析比較,沿波討源,玩味尋繹,梳理出自元祜至南宋初年,宋詩發展由學蘇(軾)到學黃(庭堅),再由學黃向學蘇回歸的大致過程;並認為,在徽宗時期,江西詩派中的許多人(不只是呂本中),如潘大臨、謝逸兄弟、洪炎等,其詩風已趨於平易,這實是學習蘇軾的結果。南宋初「蘇學」盛行,其先兆早在北宋後期已顯現出來。從蘇軾一向主張自然為文的觀點來看,此說是很有見地的己書中叉對惠洪、饒節、祖可、善權等詩僧的創作進行研究.指出這一時朝虐詩的創作極為繁榮,且同樣表現出由學蘇到學黃轉變的跡象:對徽宗和徽宗時期的宮廷詩人,如慕容彥逢、王安中等人的創作展開論述,認為他們的詩歌在敘寫自我生活的場景、描繪風景人物以及大量運用以賦為詩的手法等方面,都突破了王建宮詞創作的藩籬,雍容華麗,自有其認識價值;對集句詩、柏梁體和六言詩在徽宗朝的興盛和變化進行探討,以為無論在題材和主題的取向還是在創作手法與技巧的創新上,這些特殊體裁的創作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並對南宋初的詩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明華博士的這些觀點和看法,毫無疑問,也都多有心得,足資參考。
此書是明華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訂、補充並最終完成的。記得他在入學的時候,與其他同學一樣,也曾各言其志。明華的願望,是將來能夠完成一部宋詩史。他此前曾對宋初的詩歌特別是西昆派的詩歌創作,進行過探索,現在,他又完成了南北宋之交的詩歌演變研究。雖然離他實現自己當初的宏願,還有很大的距離,還有很多艱苦的工作要做;雖然他的一些觀點和看法,也許還需要進行更深入和更廣泛的考量,但我相信,他將來是能夠實現自己的願望的,只要他能矢志不移,不斷探索,不斷努力。
明華勉之!
丁亥秋天秦淮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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