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古史:青銅器紋飾、圖形文字與圖像銘文的解讀

另一種古史:青銅器紋飾、圖形文字與圖像銘文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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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對商代至西周時期青銅器的圖形文字,過去學者多認定為「族徽」。本書則從更為廣闊的視角,全面解析當時的青銅器紋飾、圖形文字和圖像銘文,追溯其與史前藝術的聯系,對圖形文字的特點、含義和功能進行新的詮釋,做出有益的值得重視的學術探索,推進了對圖形文字的研究進程。——楊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青銅器,古人智慧之巔,自有無限奧秘。本書所及青銅器上的符號語言,亦是學術未解之謎。作者廣羅資料,一一比勘,然後條分縷析,述而有論,其見解獨樹一幟。研究者讀後會掩卷三思,有興趣者定會趣味更濃┅┅——李朝遠(上海博物館研究員、副館長)

楊曉能先生對青銅器紋飾、圖形文字和圖像銘文的分類和釋讀,凸顯了中國青銅時代政治、社會和文化的極端復雜性;而追溯它們的史前淵源,則從另外一個角度證明了中國青銅文化的土著性、多元性、包容性和獨特性。本書比它2000年的英文版更精彩,內容更豐富,也更有吸引力。——陳星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

中國古代青銅器的圖形文字和裝飾圖案以其神秘性、難解性著稱。當年郭沫若先生曾提出「族徽」理論,以解釋青銅器的部分「微識」,對理解中國青銅時代產生了深刻影響。但隨著時間推移,郭氏理論顯露出越來越多的「破綻」。究竟什麽是這些神秘裝飾和圖形文字的正解?

楊曉能先生所挑戰的正是這樣一個世紀性的重大考古學課題。作者兼跨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和美術史四大學科,在占有豐富資料的基礎上,對青銅紋飾、圖案和圖形文字的含義、功能做了新的探索,發現一種介於文字和裝飾圖案之間的「圖像銘文」。作者討論了青銅器紋飾、圖形文字和「圖像銘文」三者的起源、背景及其相互關系,找到了三者在史前文化中的源頭,論證了三者的演化與古代社會、文化、政治、宗教和禮制的發展密切相關。既而指出,這三大類別視覺媒體在中國青銅器時代早期的社會意義和功能實際上是不同的,但它們均承載了中國早期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信息,因而是中國古史的另類記錄,對重建中國古代社會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

本書在英文版基礎上了進行了全面修訂,納入了最新的考古學研究成果,插圖近480組。所收集的資料,幾乎囊括了中國境內發現的史前到商周時期的全部器物裝飾主題和「徽以」,且分門別類,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極大方便。《另一種古史——青銅器紋飾.圖形文字與圖像銘文的解讀》並對以往有關青銅器紋飾、圖形文字的研究做了全面系統的總結,所提出的問題和給出的解答都具獨創性。

楊曉能,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獲美國華盛頓大學美術史和考古學博士;曾任職於中國文化部文物局出國文展辦公室,隨後長期主持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市納爾遜一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東方部;現為美國斯坦福大學坎特視覺藝術中心亞洲主任,並擔任美國埃德加·斯諾基金會董事。

作者研究興趣廣泛,側重以考古發現為出發點來釋讀中國文化藝術。其著作《中國考古學的黃金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輝煌考古成就》(TheGolden Age of Chinese Archaeology:Celebrated Discoveri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在美獲評2000年傑出學術出版物;其兩卷本、長達千余頁的《中國歷史的新思維:二十世紀中國考古學》(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Past:Chinese Archa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獲2006年全美院校藝術協會最佳美術史著作提名。

多年來,作者並且致力於東西方文化和學術交流,向海外介紹中國的文化、藝術和考古學成就,組織了具有重大國際影響的展覽。其策划的「中國考古學的黃金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輝煌考古成就展」1999年在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國家美術館首展,被《華盛頓郵報》譽為「古埃及法老」(King Tut)展以來,在美國首都最令人震撼的古代藝術展,《紐約時報》則稱其為中國的凱旋。
 

目錄

總序
前言
年表1 史前中國考古學文化的序列、分區與年代
年表2 青銅時代中國的王朝、國家與考古學文化
緒論 研究范圍與研究目的
壹 學術滄桑悠悠千載
第一章 圖形文字研究史概覽
第二章 青銅器紋飾研究回顧
貳 尋根溯源歷程再現
第三章 青銅器紋飾、圖形文字與圖像銘文的史前淵源
附錄3.1 柳灣墓地各墓中出土陶符詳情表
第四章 商周時期青銅器圖形文字的形成與發展
參 新識媒體圖字之間
第五章 青銅器紋飾與圖形文字的中介:圖像銘文
附錄5.1 龍形圖像銘文
附錄5.2 動物圖像銘文
肆 釋讀寓意重解功能
第六章 青銅器圖形文字的背景與作用
附錄6.1 保存完好的商代和兩周墓葬
附錄6.2 商代和西周時期的墓地
附錄6.3 扶風庄白一號青銅器窖藏中的圖形文字和所記載的世系
附錄6.4 四個青銅器圖形文字的分布
第七章 青銅器紋飾的寓意與功能
附錄7.1 文王時期周原卜辭中若干重要辭條釋讀
結語 中國古代社會若干問題的感悟
作者鳴謝
征引文獻目錄
插圖出處
索引
 

主編這套叢書的動機十分朴素。中國藝術史從某種意義上說並不僅僅是中國人的藝術史,或者是中國學者的藝術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我們有全球藝術史的觀念,作為具有長線文明史在中國地區所生成的藝術歷程,自然是人類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對這份遺產的認識與理解不僅需要中國地區的現代學者的建設性的工作,同時也需要世界其他地區的現代學者的建設性工作。多元化的建設性工作更為重要。實際上,關於中國藝術史最有效的研究性寫作既有中文形式,也有英文形式,甚至日文、俄文、法文、德文、朝鮮文等文字形式。不同地區的文化經驗和立場對中國藝術史的解讀又構成了新的文化遺產。

有關中國藝術史的知識與方法的進展得益於藝術史學者的研究與著述。20世紀完成了中國藝術史學的基本建構。這項建構應該體現在美術考古研究、卷軸畫研究、傳統繪畫理論研究和鑒定研究上。當然,綜合性的研究也非常重要。在中國,現代意義的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美學、宗教學、文學史等學科的建構也為中國藝術史的進展提供了互動性的平台和動力。西方的中國藝術史學把漢學與西方藝術史研究方法完美地結合起來,不斷作出新的貢獻。中國大陸的中國藝術史學曾經嘗試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社會分析,也是一種很重要的文化經驗。文化理論和文化研究的多元方法對藝術史的研究也起到積極的乍用。

我選擇一些重要的藝術史研究著作,並不是所有的成果與方法處在當今的學術前沿。有些研究的確是近幾年推出的重要成果,有些則曾經是當時的前沿性的研究,構成我們現在的知識基礎,在當時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知識與方法。比如,作為叢書第一本的《禮儀中的美術》選編了巫鴻對中國早期和中古美術研究的主要論文三十一篇;而巫鴻在1989年三皈的《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The Wu Liang Shrine:丁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包華石(M artln Powers)在1991年出版的《早期中國的藝術與政治表達》(Art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Early CHina);柯律格(Craig Clunas)在1991年出版的《長物志: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狀況》(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巫鴻在1995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美術和建築中的「紀念碑性」》(Monumentality1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ecture)等,都是當時非常重要的著作。像雷德侯(Lothar Ledder°se)的《萬物:中國藝術中的模式化和規模化生產》(Ten Thousand Things:Module and Mass Prodution in Chinese Art);喬迅(Jonathan Hay)的《石濤:清初中國的繪畫與現代性》(SHi-tao: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自謙慎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Fu Shan』s World:The Transformat1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楊曉台台的《另一種古史:青銅器紋飾、圖形文字與圖像銘文的解讀》(Reflections of Early : DGcor, Pictographs,and Pictorial Inscriptions)等都是2000年以來出版的著作。中國大陸地區和港澳台地區的中國學者的重要著作也會陸續選編到這套叢書中。

除此之外,作為我個人的興趣,對中國藝術史的現代知識系統生成的途徑和條件以及知識生成的合法性也必須予以關注。那些藝術史的重要著述無疑都是研究這一領域的最好范本,從中可以比較和借鑒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方式所產生的極其出色的藝術史寫作,反思我們共同的知識成果。

視覺文化與圖像文化的重要性在中國歷史上已經多次顯示出來。這一現象也顯著地反映在西方文化史的發展過程中。中國的「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是以文字為核心的,而缺少同樣理念的圖像與視覺的新文化與之互動。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套叢書不完全是提供給那些傾心於中國藝術史的人們去閱讀的,同時也是提供給熱愛文化史的人們備覽的。

我唯一希望我們的編輯和譯介工作具有最朴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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