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北京大學孟華教授打來電話，說艾田蒲離開了。
燈光，有如冰冷戳人的稜角，漂白了我四周的書城。
書櫥中，十余本書卻以睿智的目光默默地注視著我，帶著艾老生前的溫暖。這些書是艾老一生的心血，也是他十余年來對我的饋贈。這些書里，甚至有他所珍藏的孤本。他在每本書上都編了號，寫了贈言。作為飲譽世界的大學者，他的“人逢知己者、書贈愛書人”之言，曾是我昔日的驕傲，也成為我今日的哀思。
2002年1月7日。我黯然于一位長者的溘然辭世，中國嘆息于一位忠實友人的悄然離去，法國哀悼著“法蘭西最自由的精神”，國際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界失去了一位享譽世界的大師。
艾田蒲（Rene
Etiemble,1909—2002）的一生貢獻卓著，發表各類著作近七十部。被稱為不朽者殿堂的法蘭西學院曾幾次向他打開大門，但奉行獨立精神的艾老卻一再拒絕進入這個他認為沒有生機的殿堂。他是法國當代知名作家、哲學家、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大師。他曾在美國、墨西哥、埃及等國的著名學府任教，後在巴黎索邦大學任講座教授和名譽教授。艾老博學多才、涉獵廣泛。作為小說家，他發表過《唱詩班的孩子》（1947）、《文身》（1961）等作品；作為翻譯家，他譯過勞倫斯的多部著作（1949、1955、1965）和博爾赫斯的作品；作為劇作家，他創作的《公敵》（1948）獲得戲劇獎；作為文學評論家，他與薩特、雷蒙‧阿隆、梅洛‧蓬蒂于1945年創辦了著名的《現代》雜志，他的三卷本巨著《蘭波之神話》（1952—1957）獲得聖勃夫批評獎，他在《新法蘭西雜志》和《現代》雜志發表的大量批評文章，先後匯成了五大卷的《文之純》（1952—1967）；作為比較文學學者，他的《比較不是理由》（1963）、《論（真正的）總體文學》（1974）和《世界文學論文集》（1982）等著作，在國際比較文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的《中國之歐洲》（1988—1989）更是表現了一個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大師的寬闊視野和哲學家的深刻思想，這部兩卷本的比較文化巨著榮膺首屆巴爾桑比較學基金獎。
艾老首先是位世界主義者。他不為歐洲狹隘的門戶之見所囿，重視一切文明的優秀成果，對所有的人類創造一視同仁。思想開放、胸襟廣闊的艾老宣稱，必須也急需擴展西方的文學視野與文化視野。為此，他極力強調東方文化、尤其是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版圖上的重要地位。同時，他認為文化的交流應該是雙向的。在世界民族之林，各國間的文化交流應該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
艾田蒲更是一位清醒的、奮斗的人道主義者。他呼喚著無疆界的人道主義:“孔子與蘇格拉底自有他們的廟宇，這廟宇就在那些像我一樣的人的心目中（我不願將其神話），就在那些尋求建立一種無疆界的人道主義的人們的心目中；但這些並不過分天真的人都知道，從本質上來看，人道主義將永遠是個脆弱的秘密，而且，一旦掀起新宗教的怒潮，他便會經歷蘇格拉底的命運，也就是人類賦予耶穌基督的命運。”
憑借著世界主義的開闊視野與人道主義的精神偉力，艾老不為任何政治、經濟和文化勢力所動，保持了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獨立。他堅決抵制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憎恨一切的奴役、壓迫、謊言和偽善。他的《六論三專制》（1950），明確地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場。早在20世紀50年代，他就號召非英語國家抵制美語文化霸權在全球範圍的強勢擴張。艾田蒲認為，文明與語言密不可分，語言的喪失就意味著文化身份的失落。作為法語文化的捍衛者，他的《你說美式法語嗎？》（1964）在世界範圍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在我們這個時代，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經濟一體化的加速，文化多樣性的問題被尖銳地提了出來。艾田蒲在反對任何形式的文化霸權和維護文化多樣性方面所作的努力，無疑具有先行者的榜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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