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資和經濟增長：國內金融市場作用

總序
序言
內容摘要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主要變量的界定及其衡量指標
第三節 研究的主要內容及基本框架結構
第四節 理論依托和主要研究方法、分析工具
第五節 本書創新之外
第二章 文獻綜述
第一節 理論研究綜述
第二節 實證研究綜述
第三節 簡要評述
第三章 FDI和經濟增長：國內金融市場的作用
第一節 國內金融市場在FDI和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國內企業角度
第二節 國內金融市場在FDI和經濟增長中的作用——FDI企業角度
第三節 一個供實證分析的理論框架
第四章 FDI和經濟增長：國內金融市場的作用渠道
第一節 FDI和經濟增長理論——關於FDI促進經濟增長作用渠道回顧
第二節 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理論——關於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作用渠道回顧
第三節 國內金融市場在FDI和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渠道——定性分析
第四節 國內金融市場在FDI和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渠道——一個簡單模型
第五章 FDI和經濟增長：國內金融市場作用的國際比較
第一節 美國、英國和日本經濟、金融市場的發展
第二節 韓國、巴西經濟、金融市場的發展
第三節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國內金融市場發展水平差異——一個對比分析
第四節 國內金融市場在FDI促進經濟增長中作用的國際比較
第五節 啟示
第六章 FDI和經濟增長：中國國內金融市場作用的實證分析
第一節 中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發展
第二節 中國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
第三節 中國金融發展宏觀總水平
第四節 FDI和經濟增長：中國國內金融市場作用實證分析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第二節 建議
附錄
附錄一 美國、日本、英國、韓國和巴西相關統計數據
附錄二 中國相關統計數據
參考文獻
后記
作者簡介

通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以拉動本國的經濟增長，一直是采取對外開放政策國家所熱切期盼的。經濟學界對於FDI影響東道國經濟的關注始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發展經濟學興起之際，形成了以發展經濟學為基礎，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如何有效利用FDI的早期理論，並經過以后的發展形成了發展主義（May，1970）、經濟民族主義（Vaitso，1974）以及依附論（Baran，1973）三種主要觀點。錢納里（Chenery）的「雙缺口模型」是其中較具代表性的理論。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部分地因為經濟增長理論的第三次浪潮的興起，同時也因為發展經濟學與增長理論之間界限越來越模糊，因此以羅默（Lomer）、盧卡斯（Lucas）等人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對FDI理論的直接影響就是，新增長理論已逐漸取代傳統的發展經濟學而成為研究FDI活動的理論基礎。與發展經濟學的觀點不同，新增長理論強調通過經濟對外開放、國際資本流動和開展國際貿易的外溢效應來ip速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知識和人力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傳遞（Orossman、Helpman，1991）。就發展中國家而言，大量FDI的流入對其經濟增長的影響並不僅僅局限於資本積累、彌補「儲蓄缺口」白勺作用，通過學習和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發展中東道國經濟存在利用后發優勢，形成趕超效應的可能。因此，新增長理論以技術因素為核心內生變量，其表達方式有知識溢出研發費用、干中學、人力資本、技術轉移擴散、創新與模仿等內生技術進步，將FDI與經濟增長有杌地聯系在一起。

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內外FDI和經濟增長理論研究表明，東道國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才能放大FDI的溢出效應，推動FDI 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這些條件包括基礎設施、法律制度環境、人力資本、知識結構、市場規模和市場化程度、經濟發展水平、開放度、產權制度等因素。

Findley（1978）、Koizurni並口Kopecky（1977） 、Wang（1990）以及Rivera Batiz（1991）分別從人力資本的積累和中間投入品產業的多樣化角度，證實了對外開放的規模和FDI的外溢效應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Kokko（1994）指出，如果東道國企業技術吸納能力不足，就不能形成聯系效應；Borenszteln等（1998）認為，東道國的勞動力必須達到一個能夠吸收和利用新技術、管理才能的最低「門檻（threshold）」，這就意味着，在FDI的技術擴散效應過程中，FDI和人力資本是相互補充的；Blomstrom和Kokko（1994）也認為，FDI的流入為當地勞動力帶來了知識外溢的潛力，同時，人力資本水平也決定了東道國能夠吸收多少外商直接投資和當地企業是否能夠吸收跨國公司的技術外溢；Benhabib、Spiegel（1994）和Boren￣szteln、Gregorio和Lee（BGL，1995）以及Keller（1996）則通過實證研究支持了關於人力資本在FDI技術溢出效應，進而在FDI促進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Borensztein、Gregorlo和Lee（1998）認為，FDI對東道國經濟長期增長率除了依賴於偏好和其他技術參數之外，還依賴於東道國吸收技術的固定成本；Bhagwati（1978、1985）、Ozawa（1992）、Balasubramanyam（1996）則強調了東道國健全的市場對於FDI技術溢出效應的重要性；Smarzynska（1999）卻強調東道國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對於吸引高水平FDI的重要性，認為，如果產權得不到有效保護，外資企業投入的技術將是低水平的，FDI技術溢出和東道國生產率提高也就無從談起，FDI也就不能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Jeannine N，Bailliu（2000）認為金融體系發達的國家因為能將外部流入資本有效地轉化為投資並將其分配到邊際產出高的投資項目，因而，該國將有着較高的經濟增長率；Laura Alfaro、Areendam Chanda、Sebnem Kalemli - Ozcan和SelinSayek Niels（2003）認為，如果東道國國內金融市場有效率，FDI對東道國也有瞢較高的經濟增長率；Niels Hermes和Robert I．ensink（2003）認為，一個發達的金融體系還有利於FDI的技術擴散，這將促進東道國的經濟增長；Mohammed Omran和Ali Bolbol（2003）認為，FDI對東道國國內積極（經濟）增長效應取決一國健全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完善的基礎設施、人力資本限度和金融發展；Chee-Keong Choong、Zulkornain Yusop和Slew-Choo Soo（2004）的實證研究表明，一國金融體系越發達，FDI就越能促進東道國的經濟增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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