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一九四九

流年珍記
1949年，她的父親張治中在北平和談最終留了下來，她的丈夫周嘉彬在酒泉配合新疆起義。
她的母親和弟妹在周恩來的部署下，坐著國民黨飛機，從南京成功到抵北平。
雖有國民黨的「關照」，她仍然帶著四個孩子從蘭州輾轉到成都、再成功轉往香港。
父親只說：「她是我孩子們的母親」
父親的1949年：再為和平奔走
和談失敗留在北平
母親一行有驚無險來到北平
從「年初一」做起
我的丈夫周嘉彬
嘉彬與蔣緯國
我的1949年：從蘭州到成都再到香港
兩次領父命毅然回國
保育會、遺族學校與宋美齡
孔令儀問我：「你還回去嗎？」
常懷念老父老母拉著手泡海水
痛失至愛至親的1976年
散居在中美兩國的親人們
我喜歡古的東西
看似尋常最艱辛 風風雨雨總關情
出生經商世家，從小便因日軍侵略而心懷痛恨。
青年時代，深受伯父孫越崎、邵力子、錢昌照等民主人士的影響。
1949年，在大時代的推動下，他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於祖父、父親的道路。
我的家庭：長在經商世家
畢生實踐「實業救國」的伯父孫越崎
從哈爾濱到天津（1931—1937）
如果共產黨都是這樣正直的人，中國一定有希望（1938—1945）
既不去美國，也不去台灣（1946—1949）
見證政協會議的成立與發展（1949—2003）
1949年前後的「福興」面粉廠
回首當年話艱辛
得其所哉——我與自忠小學
別無選擇的選擇
選擇

我說過這樣的話，而且不止一次：政協文史資料是最好看的書。

這不，又來了一本。

「好看」這個詞，我估計，很難翻譯，宛如，「好吃」，「好聽」，只能會意，不能愣譯直翻。

政協文史資料方面的書，皆屬於「好看」一類的，這本《難忘一九四九》就是新的一例。

我在政協里，北京市的和全國的，活動過多年，而且，多半是在文史資料委員會里，還編過文史資料方面的刊物和書籍，對這方面的業務比較熟，我知道文史資料的可貴和可愛，也知道它的精深和博大。我以為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業，不論是對當代人，還是對子孫后代，都是有大功德的。

具體說到《難忘一九四九》這《難忘一九四九》，頭一個看點，是找到了一個好的立意，那就是：為什麼，在1949年，在中國大地上會有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翻天覆地。

對這《難忘一九四九》的作者們來說，是「難忘一九四九」，但對這《難忘一九四九》的讀者來說卻是「翻天覆地一九四九」，而且還回答了，為什麼在1949年中國會有翻天覆地的大革命。這一點，對后來者，對外國人，都非常重要。

縱觀20世紀的歷史，大概在全世界范圍內，最重要的大事莫過於1949年的中國翻天覆地，在外國，人們為之目瞪口呆，為之驚訝萬分，為之百思不解，其震動之大，余波之長，無可比擬，最終匯集成一個巨大問號和驚嘆號，走入歷史，久久不能釋然和平靜。

別說，這《難忘一九四九》倒是給了一個很好的回答。

而且，全書緩緩道來，煞是好看，人情人理，在不經意之中，化解疑團，令人心悅誠服。

這麼說來，這《難忘一九四九》會很有價值，因有價值而有功德，而且功勞不小。價值就在於它回答了，這件不可思議的世界大事為什麼會發生，是怎麼發生的，最重要的是，為什麼偏偏會發生在中國。

政協文史資料，根據周總理50多年前的指示，是以「三親原則」為征集方針的，即要符合「親眼見、親耳聽、親身經歷」的原則，這就意味着文史資料並非「野史」，而是實史，記述以個人的見聞和經歷為依據的事實，可以用來補充正史，從而佐證歷史、豐富歷史。

《難忘一九四九》恰好是六位先生自己的「三親」經歷，焦點是各自如何走過1949年這個坎的。

妙就妙在這是六個人的不同經歷，他們走了六條路，咦，最后恰好走到一個交點上，得出了一個共同的結論。那就是舊中國社會制度不好，必得滅亡，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才能救中國。

這個時候，「三親」就顯出了威力。說的都是實實在在的經歷，有人物，有時間，有地點，有情節，有故事，沒有絲毫的杜撰和虛構，全是實事，既不是聽說的，更不是編造的。

這樣的「三親」資料，天然有着巨大的可信度和說服力，勝過許多說教，能在動之以情中感化人，讓你自己去下結論。
　
於是，說服力就出來了。
　 　　　　　　
這本《難忘一九四九》選中的六位講述人非常有特點：面廣，背景差異大，有分量，既特別，又有典型性。

這是這本書的第三個「好看」之處。請看：　
　　　　
張素我——張治中先生之女，外語教員；
　　　　　
孫孚凌——生於經商世家，全國政協副主席；　
　　　　　　
張廉雲——張自忠將軍之女，小學校長；

韓子華——韓復榘之子，抗美援朝的功臣；

王大明——北平地下共產黨骨干，職業革命家；　

王豪——上年紀最小的學生共產黨員，文化部長。

光這個名單就五彩繽紛，真是個個有特點。　

有左，奪有中，有右，不是清水上潭，這就是看點。

嘿，恰恰是有這麼極不相同背景的人最終能走到一起，都心甘情願地擁護和參加1949年的中國大革命，這個殊途同歸很了不起。

恰恰是這一點，說明了中國1949年的天翻地覆並不偶然，是一定會發生的，是必然，是鐵定，是大勢所趨，是歷史規律。

反過來說，這六個對象選得好，選得精，選得巧，選得高。於是，得來全不費功夫，水到渠成，結論清清爽爽，效果必然極佳。

因此，我佩服這本書的組織者，好點子必然有好果子。

恰巧，這六位講述者，竟有五位都是我的熟人，好朋友。知道他們個個都有好故事。

為他們寫序，是我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