蠅王

第一章 海螺之聲
第二章 山上之火
第三章 海灘上的茅屋
第四章 花臉和長發
第五章 獸從火中來
第六章 獸從空中來
第七章 暮色和高樹
第八章 獻給黑暗的供品
第九章 窺見死屍
第十章 海螺和眼鏡
第十一章 城堡岩
第十二章 獵手的狂叫

威廉·戈爾丁於一九一一年九月十九日出生於英國西南部康沃爾郡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父親是馬堡中學的高級教師，政治上比較激進，反對宗教，信仰科學；他的母親是個爭取婦女參政的女權運動者。戈爾丁在康郡的鄉村里度過了他的童年，生活安適，又有點兒閉塞。他自小愛好文學，據他自己回憶，七歲時就寫過一首詩。一九三。年他遵父命入牛津大學學自然科學，讀了兩年多以後，就像那些難以違逆天性的人一樣，戈爾丁選擇了自己的道路，轉攻他深感興趣的文學。一九三四年他發表了處女作——本包括二十九首小詩的詩集(麥克米倫當代詩叢之一)，這本小小的詩集未為評論界見重，但作為一個年方二十三歲的大學生，能有這樣的開端畢竟是令人神往的。然而，命運之神沒有慷慨無度，戈爾丁在取得決定性的成功之前還注定得走過漫長的路。

一九三五年他畢業於牛津大學，獲文學士學位。此後曾在倫敦一家小劇團里當過編導和演員，這段經歷給他的印象並不好，戈爾丁自稱這四年白白浪費了。其實，生活的磨煉，生活面的開拓，生活經驗的豐富對一個作家而言，倒是不可或缺的

一九三九年戈爾丁成了家，接受了英國南部城市索爾茲伯里一所教會學校的教職，不料安生日子沒過幾天，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踵而起。一九四。年他應征入伍，當了五年海軍，升到中尉餃，他參加過擊沉德國主力艦「俾斯麥號」的戰役、大西洋護航和一九四四年諾曼底登陸。戰後他仍回到那所教會學校執教。戰爭結束了，但在成千上萬善良人們的心靈里，卻留下了無法磨滅的殘酷烙印。戈爾丁說道：「經歷過那些歲月的人如果還不了解，’’惡’’出於人猶如’’蜜’’產於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腦子出了毛病。」正是這個基本觀點，像一根紅線似的貫串了他至今為止的全部創作。

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四年近十年之久，戈爾丁邊教書，邊不斷地思考和寫作，他潛心研究希臘的文學和歷史，試圖尋求人生的答案；在此期間完成過四部小說，但都沒能問世，不過，這種練筆也為他日後的創作積累了經驗。《蠅王》完稿後開始的命運亦不佳，曾被二十一家出版社拒絕，好不容易才於一九五四年得到出版。從他發表處女作算起，至此已整整過了二十年。《蠅王》出版後頓獲好評，英國小說家、批評家福斯特(E.M.Forster)《蠅王》評作當年最佳小說；英國批評家潑列卻特(V.S.Pritchett)當時就稱戈爾丁為「我們近年作家中最有想象力，最有獨創性者之一」。尤其到了六十年代，《蠅王》一躍為大學校園里的暢銷書，在英、美學生中廣泛流傳，並曾搬上銀幕。現在，《蠅王》已被列為「英國當代文學的典范」，成為英美大中學校文學課的必讀書。

戈爾丁一舉成名後發表的主要作品有：小說：「繼承人》(1955)，《品契·馬丁》(1956)，《自由墜落》(1960)，《教堂尖塔》(1964)，《金字塔》(1967)，《蠍神》(中短篇小說集，1971)，《看得見的黑暗》(1979)，《過界儀式》(1980)——此書獲當年英國最具聲望的布克獎(BookerMcConnellPrize)，《紙人》(1984)。此外，他還寫過劇本和評論等。戈爾丁一九五五年起為皇家文學會成員；一九六一年辭去教職專事寫作，同年獲牛津大學文學碩士學位；一九七。年獲布賴頓市薩西克斯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他到過美、蘇等國。

一九八三年，戈爾丁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瑞典文學院聲稱，這是「因為他的小說用明晰的現實主義的敘述藝術和多樣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神話，闡明了當今世界人類的狀況」。綜觀戈爾丁的作品，《蠅王》無疑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具影響的代表作。

人們不禁要問：《蠅王》究竟是一部什麽內容的小說？它又為什麽會在西方引起如此的重視呢？

小說的情節並不復雜，它描述了這樣一個駭人聽聞的故事：在一場未來的核戰爭中，一架飛機帶著一群男孩從英國本土飛向南方疏散。飛機被擊落，孩子們乘坐的機艙落到一座世外桃源般的、荒無人煙的珊瑚島上。起初這群孩子齊心協力，後來由於害怕所謂「野獸」分裂成兩派，以崇尚本能的專制派壓倒了講究理智的民主派告終。

「蠅王」即「蒼蠅之王」，源出希伯來語「Baalzebub」(又有說此詞出自阿拉伯語，見本文參考資料第一種)，在《聖經》中，「Baal」被當作「萬惡之首」，在英語中，「蠅王」是糞便和污物之王，因此也是丑惡的同義詞。小說命名，似取意獸性戰勝了人性，孩子們害怕莫須有的野獸，到頭來真正的「野獸」卻是在人性中潛伏著的獸性。野蠻的核戰爭把孩子們帶到孤島上，但這群孩子卻重現了使他們落到這種處境的歷史的全過程，歸根結蒂，不是什麽外來的怪物，而是人本身把樂園變成了屠場。

戈爾丁本人被西方評論家列為「寓言編撰家」，他的作品被稱為「神話」或「寓言」，英國文學批評家伊文斯(I.Evalls)就稱《蠅王》是關於惡的本性和文明的脆弱性這樣一部哲學寓言式的小說，這話不無道理。就《蠅王》而言，小說中的人物、情節和環境描寫等各方面都具有某種象征性。

情節的發展是從拉爾夫和傑克這一對基本矛盾出發的。拉爾夫是個金發少年，從小過著中產階級的安寧生活，心地善良，不乏主見，象征著文明和理智(不完全的)；與此對照的是傑克，紅頭發，瘦高個兒，教堂唱詩班的領隊，象征著野蠻和專制(對基督教有所諷刺)。矛盾在於，以海螺為權威象征的頭頭拉爾夫最關心怎樣才能得救，他堅持生一火堆，作為求救信號；他還要大家築茅屋避風雨，要大家講衛生，在固定地方解手。這些想法和要求代表著文明和傳統的力量。傑克則對打野豬入了迷，其他事情他置之不理。隨著矛盾的深化，傑克日益得勢，拉爾夫的一套主張卻應者寥寥，最後連他自己也差點被對方殺掉。在矛盾沖突的過程中，除了如火堆熄滅的事件之外，對「野獸」的害怕占了極重要的地位，從全書看來，所謂海中來的野獸，空中來的野獸都是一種渲染，無非為了突出真正的「野獸」來自人本身(也就是「獸性」的發作)。小說結尾時，拉爾夫熱淚盈眶，他「為童心的泯滅和人性的黑暗而悲泣，為忠實而有頭腦的朋友豬崽子墜落慘死而悲泣」。而因為拉爾夫和豬崽子(Piggy)在大雷雨的時候也參與過殺害西蒙的狂舞，所以他倆的童心也不復存在了。區別只在於拉爾夫終於認識到「人性的黑暗」，豬崽子卻始終否認這一點。所謂「人性的黑暗」，主要指嗜血和恐懼。嗜血從傑克開始，逐步發展為他那幫獵手的共同特性；恐懼從害怕「野獸」生發開來，最終成為支配孩子們的異己力量，在這兩種因素的制約下，傑克等人把臉塗得五花八門，在假面具後面，他們「擺脫了羞恥感和自我意識」，並伴之以「野性的大發作」。這標志著獵手們已可悲地蛻化為野蠻人。拉爾夫反對塗臉，實是堅守著文明的最後一道防線。

在這場文明和野蠻的角斗中，分別依附於拉爾夫和傑克的豬崽子和羅傑構成兩個極端。豬崽子是個思想早熟的善良少年，身胖體弱，常發氣喘病，他出身下層，經常用不合語法的雙重否定的句式來表示肯定的意思，講的是倫敦方言(cockney)，戴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他的眼鏡是生火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可以把眼鏡當作科學和文明的象征。盡管通過眼鏡片的聚光為孩子們帶來了至關重要的火，但豬崽子始終受到嘲笑和挖苦。照作家看來，豬崽子的缺點在於他過分相信科學的力量，卻根本看不到「人性的黑暗」，因而他就無法理解所謂「野獸」或「鬼魂」都出自人的「恐懼」之心。豬崽子過分相信成人的世界，他沒有認識到，正是大人們進行的喪失理性的核戰爭把孩子們帶到了荒島上，因此，大人並不比小孩高明。陰險而凶殘的羅傑扮演著劊子手的角色，作家對這個人物著墨不多，讀後使人感到幫凶有時比元凶更凶惡。手持海螺的豬崽子最後就直接死於羅傑撬下的大石。豬崽子之死和海螺的毀滅意味著野蠻終於戰勝了文明。拉爾夫被追逐只不過是尾聲罷了。

同《蠅王》的命名直接有關的是西蒙，一個先知先覺，神秘主義者。他為人靦腆，不善發言，但有正義感，洞察力很強。在大伙兒對「野獸」的有無爭論不休的時候，西蒙第一個提出：「大概野獸就是咱們自己。」他想說最骯臟的東西就是人本身的邪惡，孩子們卻把他轟了下來，連豬崽子都罵他「放屁！」正如魯迅所說：「許多人的隨便的哄笑，是一支白粉筆，它能夠將粉塗在對手的鼻上，使他的話好像小丑的打諢。」

為了搞清「野獸」的真相，西蒙無畏地上山去看個究竟，中途他在一塊林中空地休息，看到當中豎著個滿叮著蒼蠅的死豬頭(這是傑克等獻給「野獸」的供品)。天氣異常悶熱，西蒙的癲癇病再度發作，在神志恍惚之中，他覺得滿是蒼蠅的豬頭仿佛成了一只會說話的碩大的蒼蠅之王。作家借蠅王之口指出「野獸」就是人的一部分(可同上文西蒙直覺的判斷相呼應)，並且預告了西蒙要被眾人打死的可悲下場，這一片段是揭示題意的核心。西蒙甦醒以後，繼續朝山頭進發，結果他看清所謂「野獸」原來只是具腐爛發臭的飛行員屍體。他不顧自己正在發病，爬下山去訴說實情，不料此時天昏地暗、雷雨交加，傑克等人反倒把西蒙誤當「野獸」活活打死。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孩子們所殺死的「野獸」卻是唯一能向他們揭開「野獸」的秘密，從而使他們免於淪為真正野獸的人；孩子們把西蒙叫做「瘋子」，但真正喪失理性的卻是他們自己。不難看出，西蒙的悲劇是許多先覺者的共同悲劇，一種卡珊德拉式的悲劇。第一個直立行走的猴子據說是被其他猴子打死的，第一個說出某種真理的人也常難逃毀滅，屈原如此、布魯諾如此、中外古今往往如此。

被統稱為「小家伙」的一些孩子大約六歲，他們漫無紀律，隨地大小便，只知道吃睡玩。西蒙看不起小家伙用沙子搭的小房子；豬崽子把小家伙稱為不懂事的「小孩兒」；拉爾夫統計自己一派的力量時把小家伙除掉，認為他們不算數，他在危急的時候希望「野獸」揀小家伙吃；而傑克則把小家伙稱作’’哭包和膽小鬼」，如果被「野獸」吃掉，那「真是活該」！珀西佛爾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他先還牢記著自己的姓名、家庭地址、電話號碼，這在文明社會里不失為有效的護身符，但在這個沒有法律和警察保護的荒島上，這種護身符毫無作用。臨末珀西佛爾墮落為一個連自己的名字都記不起的野蠻人。

小說中的人物雖然都是少年兒童，但戈爾丁的目的主要是通過這些具有象征意義的人物來揭示他的道德主題一人性「惡」。戈爾丁認為，社會的缺陷要歸結為人性的缺陷，作為一個作家，他的使命是醫治「人對自我本性的驚人無知」，他的作品是使人正視「人自身的殘酷和貪欲的可悲事實」。當然，《蠅王》的成功不只是因為戈爾丁的道德主題，普列漢諾夫指出，藝術「表現人們的思想，但是並非抽象地表現，而是用生動的形象來表現」。(《沒有地址的信》，著重號原有)《蠅王》中的孩子們雖然各具一定的象征性，但他們本身是栩栩如生的。作家采取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寓人物於故事情節的發展之中，對人物進行了多側面多層次的細節刻畫。小說前半部分呈曖色調，後半部分漸轉為冷色調。作家寓情於景、借景抒情，在某些地方做到情景交融、動人心弦，如描寫大火、雷雨、海市蜃樓、西蒙之死等段落。小說的結構具有一種簡練明快、直截了當的風格，一開始讀者就隨主人公直接進入場景，戛然而止的結局又給人以回味和反省的余地。

如同任何真正的文學作品一樣，《蠅王》也有其源流：源是指作家所處的環境對形成他的創作思想所起的影響；流是指作品在文學史上的承繼性。

戈爾丁關於人性「惡」的觀點是抽象的，但這種觀點的形成是具體的，它濫觴於作家的經歷及其所處的時代。殘酷的戰爭粉碎了青年詩人的一些浪漫主義想法，導致了作家創作中嚴峻的一面。一九五七年，法國作家加繆在瑞典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曾說過：「這是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出生的人們，在他們二十歲的時候，正當希特勒政權建立，與其同時革命有了最初一些進展，然後他們完成教育是面對著西班牙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集中營的、受拷打的、被囚禁的歐洲。就是這些人，今天不得不要教育人並且處在原子毀滅威脅下的世界上進行工作。我認為，誰也不能要求他們是溫f青主義的┅┅」荼毒生靈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確實使許多善良的人們大開眼界，西方文明和道德走進了死胡同，比較嚴肅的作家想尋找出路，又無法在現實社會中找到出路，於是只好在作品中逃向大海或孤島，在與世隔絕的境地里，人物難以逃脫困境，從而表現出一種充滿禁閉感的冷酷心理(如海明威於一九五二年發表的《老人與海》就是一例)。

出於這種強烈的感受，戈爾丁對巴蘭坦(R.M.Ballantvne)的《珊瑚島》很不以為然。《珊瑚島》發表於一八五七年，是英國文學中盡人皆知的兒童小說，描寫拉爾夫、傑克、彼得金三個少年因船只失事漂流到一座荒島上，他們如何團結友愛、抗強扶弱、智勝海盜、幫助土人。顯而易見，此書屬於傳統的荒島文學。從《魯濱遜漂流記》開始的荒島文學，一向以描寫文明戰勝野蠻為其宗旨，魯濱遜使土人星期五歸化可為例證。在這樣的作品中，文明、理性和基督教的信仰總會戰勝野蠻、本能和圖騰崇拜。戈爾丁在《蠅王》中反其道而行之，他揭露了真正野蠻的就是自詡為基督文明傳布者的白人本身，這無疑是深刻的，也正是這一點，使《蠅王》別具一格，並使人耳目一新。戈爾丁的作品常常由別人的作品派生而來，如《蠅王》中的幾個主要人物就脫胎於《蠅王》的，但他的作品又具有針對性地帶上了自己的特色。

戈爾丁認為當代文學對其影響很小，他說：「要是我真有什麽文學源頭的話——我不明白為什麽一定要有——但要是我真有的話，我將列出諸如歐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也許還有希羅多德這樣大名鼎鼎的人物。」《蠅王》同歐里庇得斯的《酒神》確有某些近似之處，可資佐證。首先，從主題思想看，酒神狄俄尼索斯在希臘神話里代表著一種本能的力量，《酒神》一劇即描寫了這種自然的原始力量的勝利，《蠅王》描寫的人性「惡」，同酒神代表的非理性力量一脈相傳。其次，從作品的重心看，《酒神》一劇描寫忒拜王彭透斯不信酒神，一次他化裝成女人去偷看酒神女信徒的祭祀，而女信徒們(彭透斯之母也在內)在極度的狂熱中把他當「野獸」撕得粉碎，這是酒神對彭透斯的懲罰，西蒙之死與此相仿。再次，從結構上看，《酒神》一劇是以酒神突然出現為結尾的，采用了所謂「機械降神」的手法。在《蠅王》快結束時，拉爾夫被傑克等追得走投無路，突然意外地出現了來營救的軍艦和軍官，也有點像「機械降神」。對此的解釋是，戈爾丁認為成人們的戰爭只是更大規模的孩子們的獵捕，軍官可以把孩子們重新帶到「文明」世界里去，但又由誰來拯救軍艦和軍官呢？

《蠅王》之所以能在客觀上取得成功，一方面是因為當《蠅王》出版之際，正是東西方冷戰激烈的時代，核戰爭的陰影籠罩著全球，不少人不但想到核武器將會給人類帶來怎樣的直接危害，而且想到萬一核戰爭爆發後幸存者將會怎麽樣，《蠅王》大膽地預言了歷史上可能發生的這可怕的一頁，因而迎合了人們對核戰爭的後果感到憂慮和進行思考的需要。另一方面，當時大學里的文學教學受「新批評派」研究方法的影響，以精讀課文為基礎。《蠅王》所具有的多層次多方面的象征性，恰恰給人們提供了「見仁見智」的各種可能。相信弗洛伊德的從中得出孩子們的行為是對文明社會和父母權威的反抗；道德主義者認為由此可以知道，一旦脫離社會制約和道德規范，「惡」會膨脹到何等程度；政治家說《蠅王》說明了民主的破產和專制的勝利；基督教徒歸之於原罪和世紀末；還有的人索性把戈爾丁看作存在主義者。由此可見，在這樣的社會現實和這股文學潮流中誕生的《蠅王》，它能夠很快地引起共鳴、受到評論界的重視，也就不足為奇了。

作為一個具有獨創性的作家，戈爾丁一向否定創作中表面化和簡單化的做法。他強調作家要擺脫一切傳統的政治、宗教幣口道德的信條，通過自己的眼楮獨立地觀察世界，但他觀察的結果卻令人絕望。戈爾丁對黑暗的社會現實深感不滿，但他卻把這些弊端歸之於解決不了問題的抽象的人性「惡」。有必要指出，《蠅王》的人性「惡」主題並不新鮮，在東方思想史上，荀子早就說過：「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韓非更是力主性「惡」說的；在西方思想史上，十七世紀的英國哲學家霍布士認為人是凶惡的動物，在原始狀態下人對人像狼一樣。這種說法的缺點在於把人看作孤立的人，把人性看作抽象的人性。「但是，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西方的一些評論家強調戈爾丁與巴蘭坦的區別，但他們卻沒有看到他們倆殊途同歸：兩者都從抽象的人性出發，只不過前者描寫的是「惡」的征服史，後者描寫的是「善」的征服史。荒島固然為文學上的烏托邦和反烏托邦提供了充分的想象余地，但荒島文學的弱點也在於此，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種文學畢竟是背對現實的。

總而言之，戈爾丁的作品並沒有也不可能「闡明當今世界人類的狀況」，從中倒可以看到嚴峻的西方社會現實的曲折反映，看到作家想尋找出路又找不到出路的苦惱。戈爾丁的本意是想通過《蠅王》復制一部袖珍版的人類發展史，但他忘記了個體發展史並不完全重現種系發展史。當然，這不等於說《蠅王》沒有發人深省之處。恩格斯說過：「人來源於動物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只能在於擺脫得多些少些，在於獸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異。」(《反杜林論》)人類的前途無疑是光明的，但通向光明的道路上不見得沒有黑之蔽日的時候；人類的未來是可以樂觀的，但盲目的樂觀主義者不見得比認真的悲觀主義者更高明。至少在提醒人們警惕和防止一部分人「獸性」大發作這點上，讀讀《蠅王》也許會有所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