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藝術論要

《金瓶梅》藝術論要
定價:150
NT $ 131
  • 作者:霍現俊
  •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10-06-01
  • 語言:簡體中文
  • ISBN10:780696844X
  • ISBN13:9787806968444
  • 裝訂:269頁 / 21 x 14 cm / 普通級 / 初版
 

內容簡介

《金瓶梅》是個謎。

霍俊君的論文寫作是很辛苦的,他一直在努力尋找新的突破和《金瓶梅藝術論要》是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稍做修改增飾而成的。擇其大要言之,其獨特之處在於:

首先,論證角度是獨特的。從「藝術」的角度反向對《全瓶梅》諸多疑難問題進行考證。用他的話說就是「《全瓶梅》往往選取明代不止一朝獨有的事件(例如朝廷違法借支馬價銀),或選取歷史上同名同姓的人物(例如張達、陳洪)來安排情節,古今雜糅、宋明雜糅,使讀者捉摸不定。但作者又在關鍵處加以嚴格界定,以表明創作意圖。若讀者不明白這種獨特的藝術手法,往往會上作者的當,辜負作者的良苦用心。」舉例來說,《金瓶梅》究竟反映的是正德、嘉靖時期還是萬歷時期,學界各執一詞。而「朝廷違法借支馬價銀」則是判定《金瓶梅》所反映時代的最重要的證據之一。從史料來看,正德、嘉靖、隆慶、萬歷四朝都曾借支過馬價銀。而從最早的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借支算起,到萬歷中期(萬歷十五—三十年,即1587—1602年),時間長達近一個世紀。如果《全瓶梅》對借支「馬價銀」事件沒有一個嚴格界定的話,那就根本無法說清楚它的時代,這不符合《全瓶梅》的創作主旨。其實,作者是有嚴格界定的,這個界定詞就是「張龍」。「朝廷借支馬價銀」是《金瓶梅》第七回孟玉樓與張龍在爭辯時由孟玉樓提出的,孟玉樓是小說虛構的人物,而張龍則是明代的真實人物。現俊君翻檢了《明實錄》《明史》及明代的其他史料,找出明代叫張龍的共有六人。經過仔細排查,認為《金瓶梅》中的「張龍」應指做過山東登州府知府,后升為通政司右通政的「張龍」。因為小說中的張龍與歷史上的張龍行事基本相同。這個張龍主要活動在正德時期,但也活到了嘉靖朝,由他和孟玉樓透露出這個信息,那麼,《金瓶梅》中借支「馬價銀」的時代必定指的是正德、嘉靖時期而絕不是萬歷時期。退一步說,即使不能確定「張龍」究竟指的是哪一個,但正德、嘉靖時期的三個張龍,也足以表明借支「馬價銀」的時代。這就是《金瓶梅》的獨特藝術手法——同名同姓人物及不止一朝獨有事件的大量插入,很是迷惑了許多人。那麼,如果不從《金瓶梅》獨特藝術的角度反向來解釋考證這些問題的話,這些問題再作多少考證恐怕也不能得以解決。正是從這個角度切入,解釋了包括「立東宮」、「南河南徙」、「陳四箴」等在內的《金瓶梅》研究中的許多懸案。
 

目錄

緒論
第一章 《金瓶梅》直接反映現實的獨創性構思
第一節 《金瓶梅》:長篇小說直接反映現實的首例體例
第二節 「新聞標題詞」式的獨創手法
第二章 《金瓶梅》人物設置的獨特藝術(上)
第一節 《金瓶梅》中明代真實歷史人物的時代界定
第二節 《金瓶梅》中宋代人物影射指稱明代人物藝術
第三章 《金瓶梅》人物設置的獨特藝術
第一節 宋、明同名同姓人物雜糅藝術
第二節 明代同名同姓人物雜糅藝術
第三節 高超隱晦的人物置換藝術
第四章 小說中的「小說」:《金瓶梅》與其他小說關系研究
第一節 《金瓶梅》與《水滸傳》
第二節 《金瓶梅》與「小說」話本
第三節 《金瓶梅》與其他小說
第五章 小說中的「戲曲」 《金瓶梅》與戲曲關系研究
第一節 《金瓶梅》與劇曲
第二節 《金瓶梅》與散曲
第六章 《金瓶梅》嶄新的藝術視野
第一節 傳統小說人物形象觀念的突破
第二節 「一石三鳥」:《金瓶梅》語言的多層寓意
第三節 精巧完美的圓形網狀結構
主要參考書目
附錄 《金瓶梅詞話》主要人物影射指稱
明代真實歷史人物表
後記
 

《金瓶梅》是個謎。

緣其「謎」,故無數學人殫精竭慮以求解之。文學研究之士固份內之事,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甚至理工界人士(如水利工程專家盛鴻郎先生大著《蕭鳴鳳與(全瓶梅)》,其「綜合篇」即有《試解〈全瓶梅〉諸謎》一節),都爭欲一試身手。作者為誰?作於何年?所寫何地?寫作目的何在?題旨為何?當作如何評價……諸多問題,爭論不休,故有「說不盡的《全瓶梅》」(寧宗一先生大著即以此名書)之說。

其實文學本來就是「形象大於思想」(高爾基《俄國文學史》),令人捉摸品味,魅力無窮,不然如「床前明月光」之類,短短四句,明白如話,為什麼能令歷代讀者賞玩陶醉,日愈久而興味愈濃呢?不要說諸多作者身世難詳,如關漢卿、王實甫、笑笑生輩,即使是里貫生平翔實可知者,人們又何嘗能從作品中讀懂他們的心曲!中國文學史上有個意味深長的俞伯牙摔琴情結,寓含着天才作家的沉重感嘆:知音死了。文學史、藝術史都在說明:天才孤獨。所以屈原感嘆:「眾不知余之異彩」(《楚辭。九章·懷沙》),司馬遷感嘆:「獨郁悒而誰與語」(《報任少卿書》)蒲松齡感嘆:「男兒所恨無知己,縱不成名未足哀。」(《偶感》)……世無知音的喟嘆貫穿了整部文學史。所以《文心雕龍》著《知音》篇,認識到:「知音其難哉!……·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美國的阿諾德·豪賽爾在《藝術史的哲學。導論》中就果斷地說,對藝術作品的解釋是「永無止境的,也不會有最終的結論。」其實我們的先人早就認識到了:「《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董仲舒《春秋繁露·精華》)。

《紅樓夢》則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最大、最誘人的謎,雪芹曹公言日:「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嗜《紅》者於是爭作解人,「紅學」遂生;「紅學」之盛,還有新舊之分,引而申之則「曾學」破門而出。人們認為,「新紅學」當然比「舊紅學」進步,因為「舊紅學」之索隱有類猜謎,而「新紅學」則使《紅樓夢》研究回歸了作家,回歸了文本。然「紅學」研究史證明,事實並非如此簡單。20世紀80年代后,「揭秘」、「解夢」之學又新妝面世,紅火了好一陣子,晏元獻那千古名句——「似曾相識燕歸來」不禁浮上了人們的心頭,蔡孑民先生的《石頭記索隱》於2008年隆重推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讀書人遂有幸重睹前度劉郎。

我由此想起了20世紀最后一位國學大師王國維氏的話,他在為《國學叢刊》作的序中說:「學無新舊,無中西,無有用無用。」在學術研究中提倡「立竿見影,急用先學」的方法,以求得實用性效果,大概在正常社會中的正常學人,都不會萌生此念。學術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個人行為,學者有個性,研究對象各異,求解的途徑似乎也不應該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王國維氏治學,於不同研究對象本有不同研究方法:「一日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儼狁考等,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日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附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所以學術應當寬容,不論是觀點、方法、還是課題的價值,都不宜匆忙下結論,更不要盲目否定。比如,曹雪芹之卒年問題,曾有過一場認認真真的大論辯。不禁要問:曹雪芹早逝一年或晚逝一年,影響對《紅樓夢》文本的解讀嗎?爭論的學術意義何在?但從另一方面看,《紅樓夢》作為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高峰,深受人們喜愛的名著,其作者生卒年都搞不清楚,是不是學術界的失職?爭而沒有定論是可以接受的,但若以其「無用」而不去探討,則是學術界的「不做為」行為了。吾人學力不足,僅用一法而猶未純熟,卻又往往互生鄙薄之心,豈不可悲!學術爭論是一個擺證據講道理、享受探秘求真之樂趣的過程。還是引用陳寅恪《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的話吧:「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字箴言,可為學界之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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