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變遷與美國國際經濟政策

自序
第一章 導論︰全球範式與制度解釋
一、國內制度緣何重要?
二、社會科學的“分化”與“整合”
三、定義國際經濟政策
四、多難困境中的戰略目標
五、建立一種制度解釋模型
六、行文安排和基本設計
第二章 研究路徑和理論模式
第一節 體系中心論
一、權力結構模式
二、相互依賴模式
三、國際制度模式
第二節 社會中心論
一、利益集團模式
二、政黨政治模式
三、社會觀念模式
第三節 國家中心論
一、國家主義模式
二、官僚政治模式
三、府會過程模式
小結
第三章 制度理論的生成
第一節 回歸國內制度結構
一、制度主義研究路徑︰三個命題
二、制度對于政策結果的重要意義
第二節 制度的歷史與理性選擇
一、宏觀制度結構︰歷史的選擇
二、中觀政府體系︰理性的選擇
第三節 制度變遷下的決策邏輯
一、府會關系與決策權力的分配
二、府會關系與決策信息的傳遞
三、府會關系與決策偏好的形成
小結
第四章 決策系統與微觀制度理論
第一節 行政機構的偏好競爭
一、貿易代表辦公室︰執行貿易談判
二、經濟顧問委員會︰謀劃宏觀政策
三、國務院︰總管外交事務
四、財政部︰管理國內宏觀經濟
五、商務部︰維護國內商業秩序
第二節 獨立機構的非黨勿私
一、國際貿易委員會︰裁決貿易糾紛
二、聯邦儲備委員會︰決定貨幣供給
三、證券交易委員會︰監管證券市場
第三節 立法系統的扭曲失真
一、國會決策的權力方式
二、國會決策的組織結構
三、議員決策的行為邏輯
小結
第五章 走出保護主義(1913-1934)
第一節 自由貿易的初次勝利及其夭折
一、美國世界經濟霸權的確立
二、進步主義運動與現代國家政權建設
三、威爾遜的“強政府”與國際經濟政策的轉折
第二節 保護主義的迅速回潮及其頂峰
一、保守主義的勝利和制度結構的回歸
二、一戰後美國國內社會聯盟格局
三、兩大聯盟斗爭及其政策結果
第三節 自由主義的最終勝利及其發展
一、羅斯福“新政”與“帝王式總統”興起
二、“1934年體制”的建立
三、走向貿易自由主義和金融國際主義
小結
第六章 走向互惠主義(1971-1988)
第一節 金融民族主義的初現
一、美國經濟霸權衰落與“特里芬困境”的加劇
二、美國國際貨幣決策的制度結構
三、美國政策調整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
第二節 貿易保護主義的涌動
一、美國制度結構的變遷︰“帝王式總統”的衰落
二、經濟相互依賴與國內社會利益的競爭
三、《1974年貿易法》︰制度調整、政策內容和政策結果
第三節 經濟互惠主義的確立
一、國內社會的分裂與兩黨政策立場的互換
二、進攻性的國際貨幣政策︰從“廣場協定”到“盧浮宮協定”
三、“1988年體制”與“公平貿易”政策的實踐
小結
第七章 應對全球化(1993-2008)
第一節 “新民主黨人”積極的國際經濟政策
一、經濟全球化下的美國制度壓力
二、多軌並行的國際貿易政策︰從積極有為到乏善可陳
三、強勢財政部主導的國際金融政策
第二節 “保守共和黨人”的政策與外交
一、國內社會分裂與黨派政治的復興
二、國際貿易政策的總體挫折與局部成功
三、“弱勢美元”政策與強勢金融外交
小結
第八章 結語︰制度結構與政策選擇
一、論點總結
二、學理貢獻
三、研究不足
四、未來預測
參考文獻

就在本書完成最後一稿修訂的2009年lO月末，來自各方的數據顯示，遭受美國金融危機打擊的世界經濟初現回暖的曙光。全球經濟提前走向復蘇，金融風暴的驚濤駭浪似乎逐漸遠去。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國奧巴馬政府強有力的國際領導，及其富有遠見的戰略視野。本書正是要論證，在國內層次．強有力的政治領導特別是行政領導，對于美國奉行建設性的國際經濟政策、展開務實性的國際合作究竟有多麼重要。如果美國人民沒有在2009年賦予奧巴馬政府足夠的領導權威，世界經濟是否會像現在這樣釋放令人鼓舞的積極信號，還不得而知。

本書雖然是我的博士論文，但卻是我整個6年研究生學術生涯的結晶。它最初構思于我在北京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期間，而我在復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三年里將這種構思付諸現實。它是我迄今為止，雖然不盡如人意但卻是最重要的一次學術的寫作，這個過程是新奇的、愉悅的，也是繁瑣的、痛苦的。猶如一個小小的里程碑，它映照著我過去六年所有的收獲與不足。

本書體現了我試圖將國內制度帶入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學術努力。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政治學（主要是國際關系學和比較政治學）和社會學都產生並發展了洋洋大觀的制度學派。我原本感興趣的是國際制度與國際合作理論，但是在這片學術沃土之上已經耕耘著數位杰出的年輕學者。作為一名學術後輩，自揣難以實現超越。更重要的是，隨著學習研究的深人，我發現，很多重要的國際行為和國際後果，事實上都是國內政治驅動的，單純在體系層面進行國際關系的理論演繹已經顯得“孱弱”。于是，我致力于把已經“丟失的”比較政治學“重新找回來”。碩士畢業之後，我逐漸將研究重點轉向國內層面，重點關注國內政治制度如何在國際關系中發揮作用，並最終將我的研究定位于“國際關系中的國內制度理論”。

我關于國家對外經濟政策最基本的學術素養來源于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在碩士期間時，我就拜讀了由他主編的《在權力與富足之間︰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對外經濟戰略》，其中收錄有克拉斯納（Stephen D。Krasner）等人的著名文章。正是該書將我引入了視野宏大的比較政治經濟學領域和歷史制度主義範式，並使我開始關注國內制度結構如何塑造了國家的對外經濟決策。我有心在卡贊斯坦和克拉斯納的基礎上將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研究向前推進一步——在我看來，他們只是提供了關于國家對外經濟政策的非常粗略的解釋輪廓。此後，我又深受米爾納（Helen Milner）的影響，致力于建立一種打通國際關系與國內政治的綜合性解釋模型。

2006年，隨著我攻讀博士學位的開始，國際關系理論在我學術生命中的地位逐漸降低，美國政治日漸上升。在繼續對國際關系理論發展保持關注的同時，我開始全力在美國政治領域拓展。

在博士階段的研究中，我發現了一個令我無比興奮的事實，當今美國學界許多重量級國際政治經濟學者都是研究美國國際經濟政策起家，如克拉斯納、吉爾平、米爾納、萊克、高娃、戈爾茨坦、奧德爾、帕斯特、西蒙斯、B.科恩、S．D．科恩（Stephen Krasner，Robert Gilpin，HelenMilner，David Lake，Joanne Gowa，Judith Goldstein，John Odell，Robert Pastor，Beth Sinm-mons，Benjamin Cohen，Stephen D Cohen）等等。他們目前仍執教于美國各個主要大學，是美國乃至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方向的引領者。

盡管本書致力于分析和解釋，但仍然不可避免地有大量描述性內容，它可能降低了本書致力于追求的理論化程度。但我相信，出色的描述是深刻理解和完整解釋的前提，尤其對于中國讀者而言，對美國國際經濟政策內容與過程的描述是非常必要的。這些描述性內容是實證研究和理論抽象的基石。同時，與那些因研究範圍狹窄而可以精雕細作的論文相比，本書無論在時間跨度還是研究對象上都可謂“大論文”。因為“大”，本書無疑有太多的不完美，但這種“大”卻給了思想以更多馳騁的空間。為了享受這種“大論文”帶來的思想的自由，我願意寬容文中在細節描述上可能存在的粗糙之處。

本書涵蓋了貿易和金融兩大政策議題，但就在接近完稿的時候，筆者發現，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貿易政策在美國國際經濟政策中的地位已經逐漸下降，相反金融政策特別是國際貨幣政策的地位正在迅速上升。如果說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期，美國主要運用貿易政策的杠桿來保衛國家經濟利益，那麼在此之後，金融和貨幣杠桿的運用則更加頻繁。這也許預示著筆者下一個研究方向。

非常幸運的是，在我的學術道路上，無論是在國際關系領域還是美國政治領域，我都遇到了中國最優秀的學者，並得到了他們的指點。

作為我的博士生導師，孫哲教授幫助我實現了從國際關系向美國研究的轉向。進人美國研究決非要遠離國際關系，相反是為了更加從容地理解國際關系。我和孫老師最初關于“國會政治與美國對華經貿政策”課題的合作研究，為本書奠定了基礎。那是一次以資料收集見長的研究，它為本書的理論建構提供了“原材料”。而且，我非常享受孫老師對我施行的一種“宏觀指導、微觀放任”的培養方式︰他一方面十分關心我的學術進步，另一方面又鼓勵我沿著自己的學術感覺前進，對我的具體研究不做干涉，甚至“縱容”我的無知無畏和率性而為。此外，孫老師還持續地以各種方式給我提供經濟資助，讓我沒有生活壓力之虞，潛心于清靜的學術生活。在我艱難而曲折的學術道路上，也正是孫老師告訴並激勵我，真正的才華如火焰般難以壓制，總有一天它會成燎原之勢，重要的是要為此做好準備。

我的碩士生導師王勇教授最早將我引進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大門，培養了我最初的研究興趣，並在我最需要的時候，給我無私的幫助。在我碩士畢業之後，王老師仍依然一如既往地關注我的學術發展。如果不是王老師最初給我的學術訓練，我恐怕早已經成為一名新聞從業人員，而不是現在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專業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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