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出土銅鏡(修訂本)

修訂版序言
原序
（附歷代鏡銘選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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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浙江是我國古代漢、六朝和南宋時期的銅鏡產地，其中會稽鏡及湖州鏡更是名聞遐邇，成為中國銅鏡發展史上最重要的鏡類之一。歷史上浙江銅鏡屢被收進考古著錄，其中以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士倫研究員編著的《浙江出土銅鏡選集》（中國古典出版社，1957年）、《浙江出土銅鏡》（文物出版社，1987年）和日本著名考古學者梅原末治的《紹興古鏡聚英》 （桑名文星堂，1939年）為代表，均得到了國內外專業人士的重視。

但近20年過去了，浙江又新出土了不少有歷史與藝術價值的銅鏡，同時1951年與1987年出版的兩本著錄早已售罄。為滿足社會需求及更全面地反映浙江出土銅鏡內容，同時也為了紀念父親王士倫在銅鏡研究領域所付出的辛勤努力，遂有了重新修訂《浙江出土銅鏡》的想法。承蒙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曹錦炎先生的熱心聯絡與牽線，文物出版社決定承辦具體出版事宜。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鑒定中心、浙江省博物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也對此書的再版修訂給予了重要的支持，使修訂工作得以順利進行。浙江省博物館高玲女士承擔了本書新增銅鏡部分的拍攝和部分舊圖照片的補拍工作。同時本書的修訂還涉及省內多達10余家文博單位，麻煩過很多專家，在此恕不一一列出。多謝他們的幫助！

在本書的修訂本編寫中，我力圖保持與忠實1987年版的《浙江出土銅鏡》原有風格面貌，在此基礎上，再經過挑選斟酌，增加了50余面近　年來浙江新出土銅鏡，並據新出土資料，對原書著錄的個別銅鏡類型重新做了梳理和排列。力求能更準確地表現浙江出土銅鏡的面貌。然而由于學識有限，貽誤之處在所難免，祈請各位方家見諒指正。

回顧近一年的修訂工作，就我個人而言，其意義在于使我對銅鏡的認識開始從一般意義上的體會到有一定程度的感悟和研究，能接續先輩的成果而做更新的發現。以下是我在修訂此書過程中的一點研究心得，以求教于各位前輩師長與專家。

（一）浙江古代墓葬形制對判斷銅鏡的年代十分重要

判斷銅鏡的年代，通常的方法是依據銅鏡上的紀年銘文及出土銅鏡的墓葬年代、伴出器物來分析，它為判斷銅鏡制作年代及流行時間提供了科學依據。神獸鏡中不少有紀年銘文，故雖類型多，卻能用考古類型學和統計學的方法梳理出演變的規律，從而把握其流行的時間。但畫像鏡中沒有紀年，只能依賴于科學發掘，判斷流行的相對年代。

而事實上，從嚴格意義上講，相當數量的所謂出土銅鏡來源很多，有些也許是從古墓葬中出土，但呈現于世時，已失去了科學判斷的依據，比如公安部門收繳的盜掘文物，或者在土里、溝里零星發現而采集的銅鏡等等，因此我們更應把關注的目光集中在這些經過科學發掘而來的銅鏡上。基于此，要特別推薦本書新收錄的三面畫像鏡，即寧波奉化和湖州安吉出土的神仙車馬畫像鏡（彩版17、19）以及杭州余杭出土的貞夫畫像鏡（彩版11），它們均出自東漢的磚槨墓中。

從浙江地區的磚槨墓流行消亡時間看，時代最早可推到王莽時期，甚至在西漢晚期已出現了磚槨墓的初始形態，最晚至東漢中期偏早，存在的時間雖短，但脈絡清晰；之後磚槨墓即被券頂磚室墓取代。從目前已有的考古資料看，浙江最早的有確切紀年的券頂磚室墓為東漢章帝“建初六年（81年）”。可藉此做這樣的初步判斷︰畫像鏡至少在東漢初或更早已開始出現甚至流行了。

在本書原序中的《會稽銅鏡》一節中，曾論及根據浙江墓葬出土的有關畫像鏡的資料分析，佔大宗的“車馬神仙鏡流行始于東漢早中期”。本書新收錄的兩面寧波奉化及湖州安吉出土的神仙車馬畫像鏡均出土于磚槨墓中，更證實了此判斷是正確的。此外，畫像鏡中的另一重要類型，即故事類畫像鏡也可據此基本判斷為東漢早期的產品。

以往對銅鏡的年代分期，大多把注意力投向與其同墓伴出的器物，事實上，本地這種有相對明確時段性的墓葬形制，也為判斷銅鏡的制作流行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據。銅鏡時代性較強，它的紋飾（包括銘文），每個時代乃至每一時段都有較鮮明的特征。結合墓葬的情況，我們不僅能對銅鏡本身做出科學的分期，也能對墓葬的年代判斷提供有用信息。這也是今後在銅鏡研究中需特別關注與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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