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類型小說之一，同時也包藏了“現代中國”在“日常生活”中展開進程的“家族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綿延不絕，但是由于內涵界定較為“困難”等問題，長時期未得到重視，直到21世紀前後，這個課題才因為對“百年中國”的回眸而漸次升溫。近年來做“家族小說”課題的博士和碩士論文是愈來愈多了，就文本分析而言，其中也不乏佼佼者，但就家族小說背後的意義詮釋來說，我們可以看出因為諸多學者對問題把握的宏闊視野的欠缺，所以對家族小說延宕波及于政治、文化、宗教
社會、心理等各個層面的內涵發掘不力。
劉衛東的這部著作就是試圖站在一個更高的視點上——“中國現代性”——來俯察從近代以來的種種家族小說寫作的內在機理。以“現代性”為平台的學術研究是近年來人文碘堂的重要路向，也提供了不少別開生面的研究成果，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時，把舶來的西方“現代性”理論沒有消化就生搬硬套的現象也很突出。衛東的著作用了較大的篇幅論證了“中國現代性”這一存在不少爭議的“概念”，並以此為基點分析了20世紀的中國家族小說，在多方面具有學術價值和探索意義。
“中國現代性”的理論爭論，從1840年一直延綽到今天，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想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家族小說卻又恰恰繞不開這個話題，經過作者對中外諸多理論的爬梳，又經過自己的經驗和理解，基本框定了一條清晰的理路。論著在面對這樣宏觀的問題的時候，“小心求證”，並未因為尚無定論就信馬由韁，而是步步深入，逐步將問題引向自己試圖討論的領域，並給與了具有一定深度的闡釋。我以為，書中所強調的“文化現代性對個人的訴求”應該是本書的核心價值，雖然有悖論的意味，然而卻概括出了“中國現代性”的缺失。對于具體論述中的一些看法，雖然我不能完全贊同，但是，由此而延展開來的“被壓抑”問題的探討卻是擊中了一個多世紀來“中國現代性”命門的問題。因此，把近代以來的諸多家族小說文本放在這樣一個論述框架中來檢視，它們就具有了鮮活的意義。
更重要的是，劉衛東關注的問題焦點在于“不是家族小說敘述了什麼，而是為什麼這樣被敘述。”這樣，使衛東的研究沒有掉進概念的泥淖，而是通過具體的文本闡釋豐富了“中國現代性”這一概念，並以此將研究引向更為深人的領域。一些“經典”家族小說在中國現代性的視野中，獲得了與以往研究不同的看法，如巴金向“日常倫理”的回歸、《紅旗譜》中馮貴堂角色的“矛盾”等。就著作來看，衛東並沒有拉開架勢來夸夸其談大做文章，在整個結構上也沒有使用恢弘的理論篇章結撰整飭，而是抓住一些細節的關鍵進行鞭闢人里的論證，使得許多問題就變成了可證的“真問題”，而非沒有任何創新意義的饒舌的“偽命題”。
為了尋求家族小說的流變“模式”，論著使用了敘事學的方法，在家族小說研究中，也是較為有新意的嘗試。用敘述學的方法來分析和概括家族小說應該是有章可循的，借鑒這種方法從形式美學的角度來看，似乎可以解決不少難以歸納概括的問題。論著對敘述學，尤其是俄國形式主義代表人物普羅普研究民間故事的方法以及在他影響下的一些研究進行了借鑒，也針對家族小說的特殊性進行了“改造”，使該方法變得簡潔實用，但是可能也隱藏了不少問題，是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的。不過，我以為只要不是生搬硬套，能夠從此視角得到對家族小說的新的認識，也未嘗不是一條可以接受的分析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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