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政治︰國家整合中的農民認同

序
導論
研究意義與研究回顧
研究樣本與研究方法
基本概念與本書結構
第一章 翻身︰農民政治認同的形成
土地改革前農民的生存狀態
訴苦︰階級意識的覺醒
劃成分︰政治身份的獲得
斗地主與分果實︰經濟欲望的釋放
經濟動機與政治目標的契合
第二章 徘徊于小農經濟和社會主義之間
組織起來
統購統銷中的無奈與“反抗”
入社與退社
“躲社會主義”
生存理性的顯與隱
第三章 饑荒中的生存
陷入饑荒
遭遇強迫命令
尋求生存
受傷的政治認同及其恢復
第四章 集體制度下的“反抗”
反對干部不正之風︰制度規範的運用
“坐大船”︰理性選擇的困境與突破制度的努力
“化公為私”︰集體制度下的自利行為
打破平均主義︰政策松動下對生產責任制的探尋
政治認同的理性化及其高漲
第五章 生存的政治學意義
國家整合與農民政治認同建構
生存危機
作為生存理性的反抗與認同
生存政治學︰內涵與意義
結論︰生存理性支配下的農民政治認同機制
參考文獻
後記

當今世界在總體和平中存在局部性動蕩不安，當今中國在總體穩定中也不斷出現群體性事件。認同與反抗作為一種分析理路也因此成為學術界的前沿問題。擺在讀者面前的這部書就是以認同與反抗為主題的著作。

本書以中國農民的反抗與認同為研究對象。這的確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研究領域。在中國歷史上有三個世界無與倫比的現象︰一是創造了世界上無與倫比的農業文明，據稱直到19世紀，中國還是世界上GDP最多的國家；二是傳統整體國家的統合能力無與倫比，早在2000多年前就構造了整體性國家︰三是中國農民反抗的規模和頻度也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而這三者之間必然有內在的關聯。秦始皇統一中國之時，產生了一家一戶生產的自耕農，或者為小農，創造了燦爛的農業文明，與此同時也開創了農民大規模反抗的歷史。

與西歐社會的依附性農奴相比，中國的農民是在小塊土地上經營的小農。小農的特點是人身自由、自給自足，伴隨的是力量單薄、弱小。早在1992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一書中，我就概括了中國傳統農民在政治態度上的兩極化特點︰逆來順受與官逼民反。在世界上，很難找出有中國農民那樣極具忍耐心的農民；同時也很難找到有中國農民那樣極具反抗精神的農民， “該出手時就出手”。那麼是什麼因素促使農民忍無可忍，鋌而走險，冒著生命危險而反抗呢？是生存！

農業文明的特點是生存文明。受自然因素的制約，農民的生存條件十分簡單。他們的最高願望是使生命能夠得到延續，包括自我生命和個體生命的繁衍。“吃”和“生”是中國農民的頭等大事。“民以食為天”。吃飽飯，使生命得以延續，是國人“天大”的事。正如馬斯洛所說︰“生活本身的意義就是吃，其他任何東西都是不重要的。”皇帝雖然貴為“天子”，也得服從農民心目申的“天”。生存，是農民政治認同的基點。農民遇天災人禍，沒有“飯”吃，必然會“反”；遇“苛政猛于虎”，被逼無路，也不得不反。臨界點就是生存。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起義是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他們面臨的局勢是繼續行走在服役的路上因誤時必死無疑，造反也可能是一條死路，其選擇的結果是不如造反。這就是農民的生存理性。

農民的生存理性可以說是支配中國農民行為的基點。這種理性是環境所使然。進人 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正是適應了農民這一理性選擇，以革命的方式滿足了農民對土地，更確切地說是對生存的渴求而爭取到農民的支持，並取得了國家政權。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中國正處于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之中，農業和農村是工業積累的源泉。盡管農民是新政權的依靠力量，但他們也受到了結構性傷害——為成就工業化大局而貢獻、犧牲其相當部分利益。如統購統銷、農業稅、戶籍制將農民牢牢限制在土地上，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使農民利益受損。特別是由于“天災人禍”，在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出現了大規模農民非正常死亡的慘況。農民對新政權的政治認同也迅速流失。正因為如此，農民以其特有的方式對不能滿足其基本利益要求的政策和體制進行創造性“反抗”，這種體制性突破最終拉開了中國改革的大幕。支配農民這一行為的，仍然是農民的生存理性。彭正德的著作以〕950—1980年的湖南省醴陵縣為個案，對這一期間的農民反抗與認同過程進行了詳細的描述。特別是該著作圍繞“生存”這一主題展開，分析了農民反抗與認同的根源——基于生存，提出了農民的生存政治學，由此將著作從個案材料層面提升到學理研究層面。讀者既可以從書中了解到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信息，更可以得到理論上的啟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解決了“天大”的問題——吃飯問題，一般農民的生存已不是基本問題。但我們也注意到，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群體性事件也在不斷增多，反抗與認同仍然是一個理論和實踐問題。本書沒有論及，但我覺得正是需要繼續探索的。農民沒有飯吃，要反，有了飯吃，為什麼還要反呢？“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現象何以大量存在？群體性事件為何頻頻發生？這需要進一步理解農民的理性。

理性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環境的產物。農民的生存理性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生存可以分為兩類︰一是生理、生命意義上生存，是個體的存在；二是生活、社會意義上的生存，是個體的存在質量。傳統農民的生存理性主要是第一個層面，個體生命的存在是他們認同與反抗的基準。他們面臨的問題主要是絕對貧困、物質匱乏、民不聊生，采用的反抗方式往往也是極其強烈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他們的生存理性已由第一個層面向第二個層面躍遷。他們面臨的問題主要是相對貧困、權利匱乏、城鄉差距、期望和能力的沖突等，由此滋生出不滿情緒。這是時代進步的標志。他們能吃上肉是巨大的進步，當他們吃上肉後提出進一步要求，要求得不到滿足則會罵娘，這同樣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由此就為執政黨和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僅要免于農民對物質匱乏的恐懼，更要著力建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使他們能夠獲得平等的國民待遇，從而建構農民新的政治認同。當農民能夠作為一個平等的岳民存在，他們更多的是對岳家的認同而不是一味的反抗。而這正是當下執政黨和政府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標，也是學術界有待探討的問題，期待本書的作者對此作出進一步的研究。

本書是在作者的博士論文基礎上加工而成的。作者是碩士生畢業在高校任教的青年教師。他與他的直接指導老師——于建嶸同是極具反抗精神的湖南同鄉，同出一所極具反抗精神之地的高校。他選擇這一題目做研究，我以為與其個體生命和所在環境相關。近代以來，“湘人好反”天下聞名。百多年來，為何湘人好反，盛產革命家？為何在盛產革命家的地方，又大量生產和再生產著革命的對象？同樣姓曾，百多年前的曾國藩是一代儒帥；而本世紀的曾姓紀委書記卻犯下殺頭之罪？這都不是簡單的幾句話，或者一篇學位論文，甚至幾部著作能夠說清楚的。所以，在作者就讀期間，我反復告誡要重理性分析、重實證調查。這兩個方面看來作者都注意到了，為此也下了很大功夫，克服了諸多困難。他寫博士論文期間，正值妻子懷孕生子，自己還擔任教師工作，只能擠出時間去做田野調查和文獻查閱。當然，如果時間更充分一些，其博士學位論文的資料可以更翔實一些，研究思路可以更開闊一些。

學無止境。作者的博士論文為其研究開了一個好頭。在他以優秀成績獲得學位以後，他以同樣的選題很快獲得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我相信，在接下來的研究中，作者會取得更為顯著的成就！

2009年7月22日觀看數百年難遇的日全食之時
于武漢“閑心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