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惡利益與民主︰邊沁的功用主義政治憲法思想

總序
譯者說明
前言
縮略語表
第一章 真確實體和擬制實體
　第一節 實體理論和功用理論的產生過程(1770年代)
　第二節 幸福學、本體論、邏輯學、語言學和實體論(1813～1815)
　第三節 各種實體、話語一信仰的主觀性、信仰正確與否的標準
　第四節 擬制實體的解釋技術
　第五節 本體論︰自然主義與主觀主義？
第二章 功用原則
　第一節 “苦樂感覺就是一切”及其心理學說明(1810年代中期)
　第二節 功用主義、苦樂的來源和計算(多數和少數的關系)
　第三節 功用主義與政治算術
　第四節 功用原則作為唯一正確的原則及苦樂感覺的主觀性
第三章 自然法和自然權利
　第一節 《政府片論》、法實證主義及對自然法學說的批評(1776)
　第二節 對美國革命時代的權利宣言的批評(1775、1789、1818和)
　第三節 “對法國人權宣言草案的評論”(1789)和虛驕夸張的“胡說”(1795)
　第四節 態度的轉變︰反對惡政的安全的宣言(年代)
　第五節 從自然法和自然權利到功用原則和法定權利(邏輯學和語言學)
第四章 法國革命
　第一節 法國革命與激進主義轉向︰若干爭論
　第二節 “對三級會議的構成的思考”(1788～1789)和政治平等
　第三節 “法國憲法典草案”(1789)、“法國司法組織新方案草案”(1790)、普選權和法官任命
　第四節 在法國革命期間對英國憲法的看法的變遷
　第五節 關于貧民孩童教育的論著(1797—1798)的反民主傾向
第五章 邪惡利益的出現
　第一節 全景獄與邪惡利益觀念(1803)
　第二節 《政府片論》(1776)和法律改革
　第三節 法律改革和政治改革可以分開？(1792～1793)
　第四節 《蘇格蘭改革》(1806～1807)和律師的邪惡利益
　第五節 邪惡利益和法律職業(1804)
　第六節 邪惡利益︰從法律制度到政治制度(1809)
第六章 議會改革
　第一節 皈依政治激進主義(1804—1809)
　第二節 “問答集”和議員資質的保障(1809)
　第三節 “導論”與議會改革(1816～1817)
　第四節 政治謬誤(1809～1811)
　第五節 《議會改革計劃》的出版和向眾議院遞交的改革建議(1817～1818)
　第六節 《邊沁的激進改革法案》與“激進主義但不危險”(1819—1820)
第七章 教會
　第一節 反對宗教制度(1770年代中期之前)
　第二節 《英格蘭教會》對安立甘教會的批判和教會安樂死
　第三節 批評自然宗教(1822)
　第四節 批評(保羅的)啟示宗教
　第五節 宗教就像貿易
第八章 殖民地和憲法
　第一節 關于殖民地的思想︰一致性與不一致性
　第二節 反對擁有殖民地︰以經濟視角為主(1792年之前)
　第三節 關于西班牙的論著︰殖民地的憲法弊害(1820～1822)
　第四節 邊沁關于殖民化的態度︰不一致背後的一致(1801和1831)
第九章 法典化、憲法和共和主義
　第一節 早期法理學論著內抽象的主權和憲法理論(1770年代中期到年)
　第二節 好政府的基本原則︰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依附和責任，而非權力的分立與平衡(以年為法國起草的憲法典為主)
　第三節 萬全法典(1808)
　第四節 世界的立法者︰法典化和憲法改革的關系的演變
第十章 公開性，責任和政府建築
　第一節 自由政府和獨裁政府的差別︰公開性、責任、最終抵抗權能、交流
　第二節 公開性與建築學
　第三節 公共觀念法庭
　第四節 公共觀念法庭、妄念和出版自由
　第五節 公共觀念將日趨開明
　第六節 公開性、不信任及其例外
第十一章 邪惡利益的解藥︰官員資質
　第一節 憲法理論三原則與官員資質理論
　第二節 早期的官員資質理論︰正直性和才干及其保障(1809年之前)
　第三節 官員資質及三種資質的平衡(1809～1818)
　第四節 官員資質理論的發展(1820～1821)
　第五節 《適用于公職的經濟學》(1822)和官員資質的保障
　第六節 官員資質理論和憲法典的制度結構
第十二章 法律改革的政治學
　第一節 邪惡利益出現後的功用主義法律改革︰重點和策略(1824)
　第二節 司法改革︰從法國草案到憲法典(1820年左右)
　第三節 司法改革︰批評皮爾和布魯厄姆(1826～1831)
　第四節 《司法和法典化請願書》(1829)
　第五節 “司法請願補遺”與簡易程序(1829年春)
　第六節 法律改革聯合會和奧克奈爾的努力的失敗(1829～1930)
　第七節 議會改革(1828～1831)
第十三章 最後的話
　第一節 自我肖像︰死人對活人的功用
　第二節 全書總結
參考文獻
索引

杰里米‧邊沁（1748～1832），英格蘭的哲學家，不只是偉大的思想家，而且是影響極大的改革家。在卡爾‧馬克思提出他的實踐概念之前，邊沁就強調，理論和實踐的區分是無意義的。在邊沁看來，“理論上是好的，實踐上是壞的”這種陳詞濫調講不通。說一個措施在理論上是好的，就意味著，當轉化為實踐後，它也是好的。因此，邊沁的思想的範圍，從關于語言的性質和它與物理世界的關系的最深刻的見識，擴展至公共官員在其中工作的辦公室的設計。邊沁的很多建議，在19世紀英國的政治、法律和宗教制度的改革中被采納了。他的思想在遙遠的國度影響特別大，例如在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美國，尤其是在中南美洲，那里的政治家在邊沁的著作中發現了自由主義改革的綱要︰在擺脫殖民統治後，這幫助了他們的現代化的努力。

然而，認為邊沁的思想只有歷史意義，這是個嚴重的錯誤，因為，對很多學科的很多當代的論爭，它也有巨大的意義。邊沁是現代功用主義學說的奠基者，這個學說號召提升“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功用主義依然是西方哲學中的很重要的倫理學說之一；關于人類的福祉和繁榮，它提供了一套可與人權論相抗衡的論述。的確，邊沁對自然權利論進而是人權論做了最具毀滅性的批判，把自然的和不受時間限制的權利的觀念稱作“虛驕夸張的胡說”。邊沁依據某行為所產生的快樂和痛苦來確定行為的道德性的方法，是作為當代經濟學的基礎的成本一收益分析的靈感之源。在法律哲學方面，邊沁對“實際存在的法”和“應該存在的法”的區分的闡明，催生了現代的法實證主義學說。在關于司法程序的廣泛而詳細的著述中，他提供了盎格魯—美國傳統內最全面的證據理論。他的目標是讓“法律可知”和讓“司法可享”——也就是說，人民的絕大多數應該能理解法律，並可享用便宜、簡易和快捷的法院救濟，法院判決應該由無偏私的法官做出。關鍵的措施是整個法律的法典化︰由立法機關制定，並附上解釋每個條款的功用的理由。

監視的歷史——它在關于後現代社會的性質的當代論爭中是如此地重要——始于邊沁的全景獄方案︰在這里，囚犯被置于號舍內，這些號舍位列于圓形建築的圓周上︰從中央監視塔，可看見一切囚犯。在邊沁看來，“我們被看得越嚴格，我們的行為就越好”。後來，邊沁意識到，代表制民主是可促進整體人民的幸福的唯一政府形式，于是，他把全景獄設計方案做了修正，據之建造政府部長的“會客室”。部長被置于房間的中央，處于公眾——被置于環繞部長的匣室內——的視野之內。邊沁認為，幾乎一切政府行為都應公開實行，人民應可獲得幾乎一切政府資料。唯獨準確且充分地獲知關于政府行為的信息，他們才有能力判斷官員稱職與否，確保他們不屈從于邪惡利益。當一個政府官員被邪惡利益所促動時，他實行那使他自己、他的親人和他的朋友而非廣大的共同體獲益的政策和措施。邊沁的《憲法典》是代表制民主的藍圖，他倡導年選立法機關、秘密投票、平等選區和普選權。他關于《政治程式》（Political Tactics）的著作，是關于政治會議之組織的第一部系統論著。他關于《政治邪說》（Political Fallacies，正文中譯作“政治謬誤”）的著作，是揭露政客為了誤導人民而使用的欺騙性論證的第一部系統論著。作為第一位官僚制的理論家，邊沁對法律和行政改革產生了巨大影響。他提出了一個促進國際和平的方案〔他發明了國際（international）一詞〕，倡議建立國際仲裁法院和按比例削減武裝力量。他論證說，歐洲列強應解放他們的殖民地——如果這些共同體交給本地人自己來治理，這是皆大歡喜的事。他關于政治經濟學的論著則指出，當政府不干預私人的財富創造活動時，它做得最好。

這整個的原創性的而且的確是革命性的思想的基礎，是邊沁的邏輯和語言理論，這體現在他關于真確實體和虛擬實體的名稱的基本區分中。邊沁的洞見是，我們的語言，從而是我們的思想本身，唯獨在可直接或間接地與我們關于物理世界的經驗聯系起來時，才是有意義的。那包含抽象名稱如權利、權力和義務——換句話說就是，虛擬實體的名稱——的句子，當且只有當它們可被轉化其他包含那存在于物理世界的客體的名稱也即真確實體的名稱時，才是有意義的。一切形而上學，包括一切宗教信仰，因此都是胡說。知識的來源是經驗和觀察。因此，邊沁事實上深處于那由洛克啟發的英國經驗主義的傳統之中，但邊沁關于語言的更復雜且很現代的論述，很可能使他成為這個傳統的最重要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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