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竹書研究

總序
零 引言
壹 緒論
一 中國歷史上的竹書
（一）竹書的名稱、含義和形制
（二）竹書的起源與流傳
（三）竹書的歷史文化地位
二 古代出土發現的戰國竹書
（一）孔壁竹書
（二）汲冢竹書
（三）其他竹書
三 現代出土發現的戰國竹書
（一）長台關竹書
（二）九店竹書
（三）放馬灘竹書
（四）慈利竹書
（五）郭店竹書
（六）上博竹書
（七）其他竹書
四 研究戰國竹書的方法
貳 長台關竹書研究（四篇）
一 “民”字考釋
二 文字風格的橫向比較
三 38號和3號殘簡考釋
四 學派性質新探
參 郭店竹書研究（七篇）
一 《老子》考釋（六則）
（一）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
（二）孰能阡以動者將徐生
（三）執之者遠之
（四）為而弗志
（五）有狀成
（六）甲于累土
二 《太一生水》“成歲而”和楚帛書“以為歲”
三 《緇衣》中的“言不行”和“以行”
四 《唐虞之道》考釋（兩則）
（一）身窮不（里勻），復而弗利
（二）二十而君
五 《忠信之道》考釋（兩則）
（一）呱
（二）群物皆成而百善磨立
六 《成之聞之》考釋（兩則）
（一）民可敬導也，而不可也；可舞也，而不可也
（二）智而比即
七 《語叢》考釋（七則）
……
肆 上博竹書研究（十篇）
伍 孔壁竹書研究（一篇）
結語
引用論著簡稱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本叢書所謂的“古文字”，主要是指通行于先秦時期的古漢字，包括甲骨文、金文和戰國文字，兼及秦至漢初的小篆和保留篆書寫法的篆隸等；本叢書的“出土文獻”，則是特指以這些古文字為載體的地下文獻資料。在這個特定的範圍內，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就其本質而言是一對如影隨形、相輔相成的專名。然而，從二者的含義有廣狹、出現的時間有先後來看，卻反映著這門學科的不斷發展和演進。

古文字之稱肇始于漢代，漢人用以指稱漢以前的先秦文字，故又稱為古文或古字。根據王國維先生的研究，漢代所謂的古文一般指漢時所存之先秦文字，大抵有四種含義︰一指彝器銘文，如《漢書‧郊祀志》言“張敞好古文字”，又載美陽得鼎，敞議日︰“臣愚不足以跡古文”，與《說文‧敘》謂鼎彝之銘“皆前代之古文”同。二指先秦寫本舊書，如《史記》所記秦柱下和石室金匱之書，以及《五帝德》、《帝系姓》、《孔氏弟子籍》和《春秋》、《國語》、《春秋左氏傳》等，都是先秦六國遺書。三指孔子壁中書，如《說文‧敘》記亡新“六書”，一日古文，“孔子壁中書也”。四指古文經學派，如《漢書‧地理志》凡地名下說解雲“古文以為某”者，此處古文非以文字言而以學派言之也。其中一、二項皆指先秦古文字，第三項指壁中書的書體，第四項則是由于研究壁中書的古文經而形成的古文經學派。可見古文字即古文之名，由原本指文字、書體之名，引申之而為學派之名。但綜觀有漢一代，彝器銘文僅美陽所出尸臣鼎等少數記載而已；許慎《說文‧敘》中雖提及“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然許氏不能一一目驗，又無拓本可致，故《說文》全書並未曾征及銘文一字。及至東漢，古文一名遂由壁中書所專。其後魏正始刊立石經，中有古文。晉太康二年有汲冢竹書出土，其性質類于壁中書，亦屬古文一系。至北宋初年郭忠恕集古文七十一家成《汗簡》一書，隨後夏竦又增益之成《古文四聲韻》傳世。由此可見，自漢至宋古文字概稱為古文，乃指漢人所傳的先秦寫本及其輾轉傳抄的先秦文字，今人謂之傳抄古文，是為古文字含義的第一時期。

在這一時期中，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界限並不十分清楚。所謂出土文獻，是指因種種原因埋藏起來而被重新發現的文獻資料，與前代末被埋沒相傳至後世的傳世文獻有所不同。漢初上離秦始皇焚書坑儒未遠，典籍異常匱缺。漢高祖戎馬一生，關心的是打天下和坐天下的事。至惠帝始解除挾書之令，武帝更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到西漢末年，社會上收藏的古書便逐漸多了起來。主要來源有三︰一是發自中秘，如毛氏《詩》、費氏《易》、左氏《春秋傳》等；二是得自孔壁，如《尚書》、《禮記》、《論語》、《孝經》等；三是獻自民間，如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等。按照後人的觀點，發自中秘者應屬于傳世文獻，得自孔壁者應屬于出土文獻，獻自民間則二者兼而有之，它們都屬于漢人所見的古文經，而與當時流行的今文經有所區別。可是這些古文經的價值，只是到了劉向父子校理中秘書時才被發現的。自此形成了貫穿整個漢代學術史的古文經和今文經的學派之爭。對于古文經學派而言，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是沒有本質差別的；而對于今文經學派來說，更加不會去深究二者之間的異同。由此可見，早期的出土文獻指的是漢人所傳的古文經，它實際上涵蓋了傳世的先秦寫本和被發掘出來的先秦寫本在內，《說文》中的古文，當是來源于這些先秦寫本的文字，而魏三體石經的古文和郭忠恕、夏竦書中的古文，則是這些先秦寫本所用文字的變體。

第二個時期開始于宋代直至清末。這一時期，古文字之名基本上為“鐘鼎彝器款識”或“吉金文字”所代替，前者又稱為“鐘鼎文”，後者則簡稱為“金文”，並且沿用至今。這一時期的出土文獻比較集中在青銅器的圖文方面，大體上有三種類型︰一是摹錄青銅器的圖像和文字，如《宣和博古圖錄》和乾隆“四鑒”等。二是專門集錄青銅器銘文，如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王俅《嘯堂集古錄》、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式芬《擯古錄金文》、吳大徵《憊齋集古錄》和劉心源《奇觚室古金文述》等。三是僅有器名、釋文或跋語的，如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趙明誠《金石錄》、鄭樵《通志‧金石略》，以及散見于宋人的筆記、小說等。但這種形式只見于早期，後來便十分罕見。北宋是我國金石學勃興的時期，由于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帶來了思想的活躍和文化的繁榮，士大夫階層中收藏、鑒賞和研究古代器物的風氣便盛行起來。經過北宋慶歷之際理學思潮和經學流派的洗禮，古器物的研究由文字而及于禮制和史實。又經清初乾嘉樸學的影響和“小學”研究的推動，文字由字形的辨識和字義的訓釋而及于銘文的通讀。至晚清同光時期，潘祖蔭、陳介祺鑒別精嚴，吳大激、劉心源精于字形辨析，方溶益、孫詒讓精通文字、音韻、訓詁，且熟悉典籍，他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傳世典籍與出土文獻相印證，獲得了很大的成功。這些都為古文字和出土文獻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第三個時期是自20世紀開始至今，以清末殷墟發現甲骨文為契機，古文字和出土文獻的研究走上了全面成熟的發展道路，在縱深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飛躍進展。具體表現在“古文字”這一概念有了明確的對象和範圍，從出土材料和研究成果來看，已逐漸形成了殷商周初甲骨文、先秦青銅器銘文和戰國文字（含傳抄古文）三個分支，以及秦至漢初保留篆隸寫法的簡帛文字。同前兩期比較，第三期的古文字和出土文獻具有以下幾個明顯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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