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仝綜論

序
引言
一、選題緣起
二、研究現狀
三、研究方法及可行性
四、關于本書的內容
第一章 盧仝生平
第一節 盧仝的籍貫
第二節 盧仝的死因及生卒年
第三節 盧仝的居處
第四節 盧仝的交游
第二章 盧仝詩歌的思想內容
第一節 學者的用世情懷
第二節 儒者的仁愛思想
第三節 “愚公”的憤世情懷
第四節 “山人”的隱居情趣
第五節 或有所寓托之作
第三章 盧仝體——“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
第一節 盧仝體的表現特征
第二節 盧仝體的審美內涵
第三節 盧仝體的審美情趣
第四章 盧仝詩歌對後世的影響
第一節 “更下功夫繼玉川”——盧仝詩歌在宋代的影響
第二節 “縱橫誰似玉川盧”——盧仝詩歌在金元的影響
第三節 “龍肝鳳髓”喻仝詩——盧仝詩歌在明清的影響
第五章 關于《春秋摘微》
第一節 《春秋摘微》的歷代流傳與著錄研究
第二節 《春秋摘微》的內容分類
第三節 《春秋摘微》的思想傾向及風格特點
結語
附錄
附錄一 盧仝詩集版本研究
附錄二 歷代有關盧仝之總體評論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擺在書案上的這部近20萬字的書稿，原本是作者鄭慧霞兩年前在華東師範大學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盧全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做了進一步的充實修改後，經專家評審列入“高校社科文庫”，即將付梓。我作為作者當年的博士生導師，得到這個信息十分欣喜，作者索序，自然義不容辭，很願意就“盧仝研究”這個題目以及作者的研究工作談談自己的看法。

作家個案研究，一向是唐詩研究的重要方向，甚至可以說是基礎工程。盧仝在唐代文學史上被歸于以韓愈為首的詩派，然而又獨標一幟，嚴羽《滄浪詩話‧詩體》列有“盧全體”，其地位是與“韓昌黎體”並列的。在我的心目中，盧全可列為“二流作家” （李白、杜甫是“頂級作家”，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韓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隱等是“一流作家”）。我還認為作家研究大體應止于“二流”。當然，“三流”及其以下作家並非不能作為研究對象，但這種研究的意義似側重于文獻整理（文獻整理追求全面、甚至無遺漏），而總體上已難于給後世提供較有價值的藝術借鑒。話說回來，對“二流作家”的研究如果存在空白，則是整個唐詩研究的缺憾。立足于這一觀點來看作者的選題，在唐詩研究領域實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因為在此之前尚未見研究盧仝的專著問世。鄭慧霞的“盧全研究”是由“盧全詩注”和“盧全綜論”兩個部分構成。前者屬于“文獻學”性質的研究，後者則兼有“文獻學”與“文藝學”研究的雙重性質。兩者相輔相成，完成了對唐代重要詩人盧仝其人、其詩、其文的具有一定難度的全面研究，其學術價值是毋庸置疑的。我記得兩年前作者的學位論文答辯是以“優秀”等級通過，答辯委員會主席、復旦大學陳允吉教授尤其看重這篇論文，給了很高的評分。

本書在文獻學研究方面是有收獲的。文獻學研究要靠資料說話，本書一個重要特點正是資料翔實。資料佔有充分，立論就有了依據。比如盧仝的籍貫問題，就是在綜合範陽說、洛陽說、濟源說的基礎上，得出“濟源當為盧仝籍貫，範陽乃為盧仝郡望，洛陽本為盧仝久居之地”的結論。然而，文獻研究絕不等于羅列資料，更重要的是對資料做出分析和判斷。比如盧仝死因，死于“甘露之變”說及其反對意見相持不下，作者斟酌于其間，一方面肯定“甘露之變”說“淵源有自”，一方面又指出其所依據的“李玫《噴玉泉幽魂》畢竟只是一篇ˋ志Ⅰ怪小說，不能當作史料來看。里面雖涉及到了真人真事，但因托鬼物以言之，故難以取信于人。至于‘添丁之讖’說把盧仝的死看成是其小兒子名添丁的結果，無疑是荒謬的。”作者的結論是“二說可並存”。對于此類考據性問題，因為資料所限而難以得出肯定的論斷，與其執于一端，不如二說並存，這是客觀的，也是明智的。作者還指出，“盧仝死因雖為懸案，但無礙于讀其詩，也無礙于理解詩人反對宦官的政治態度”，更是一種通達的看法。又如對《哭玉碑子》詩“小有洞左頰，拾得玉碑子”句的校勘︰ “小有洞”，在明清諸集本中均作“山有洞”，山而有洞，似毋庸置疑。作者據《懷慶府志》和《濟源縣志》，指出“山”為“小”字之訛，又引杜甫《憶昔行》詩“憶昔北尋小有洞”句為證，顯示了很好的使用文獻的功力。本書在文獻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收獲，是對盧仝《春秋摘微》的發掘。韓愈《寄盧仝》詩嘗雲︰“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盧仝研治《春秋》是極有特點的，然而治經的成果《春秋摘微》，後世未得完整流傳。今所可幾者，唯清末李邦黻從北宋人杜諤編《春秋會義》中輯出的《春秋摘微》六十二事，以單行本一卷藏于國家圖書館，並被王先謙收入《南菁書院叢書》。這個一卷本的《春秋摘微》塵封甚久，絕少有人問津。作者從國家圖書館訪得，對其內容加以爬梳分類，在本書中作了介紹，從而使盧仝的詩文著作以完備的面目呈現出來，這對于盧仝研究來說，是做了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

文獻學研究是文藝學研究的基礎，這一原理在本書對盧仝代表作《月蝕詩》題旨的闡發中得到了很好的證明。研究《春秋摘微》，作者指出，盧仝之治《春秋》，走的是啖助、趙匡一派“舍傳求經”的路子，目的在于經世治用。而《月蝕詩》正是用“春秋”筆法，不為唐諱而錄“月蝕”，旨在“希望憲宗在禮樂昌明興盛超過三王五帝的基礎上， ‘德’ ‘刑’並舉，求得國家長治久安而至永遠”。這樣的見解，實超過歷代論者比附時事、拘泥于影射某人的說法遠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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