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物哀

日本物哀
定價: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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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18世紀日本江戶時代國學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長以“物哀”論為主題的作品集。

“物哀”是日本傳統文學、詩學、美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不了解“物哀”就不能把握日本古典文論的精髓,難以正確深入地理解日本傳統文學以及日本文學的民族特色,也很難全面地進行日本文論及東西方詩學的比較研究。

本書是日本復古國學大師本居宣長通過注解《源氏物語》等日本經典著作,全面深入地闡釋物哀論之代表作品,對理解日本文學及文化意義重大。

本居宣長對日本文論的最大貢獻就是“物哀論”。他在《紫文要領》和《石上私淑言》等著作中一再強調︰“物哀”與“知物哀”就是知人性、重人情、可人心、解人意、富有風流雅趣,就是要有貴族般的超然與優雅、女性般的柔軟細膩之心,就是從自然人性出發的、不受道德觀念束縛的、對萬事萬物的包容、理解與同情,尤其是對思戀、哀怨、憂愁、悲傷等刻骨銘心的心理情緒有充分的共感力。本居宣長認為,以物語與和歌為代表的日本文學的創作宗旨就是“物哀”,作者只是將自己的觀察、感受與感動,如實表現出來並與讀者分享,以尋求審美共鳴及心理滿足,此外並沒有教誨、教訓讀者等其他功利目的,而讀者的閱讀目的也是為了“知物哀”,“知物哀”既是文學修養,也是一種情感修養。

本居宣長以“物哀論”顛覆了日本文學評論史上長期流行的、建立在中國儒家道德學說基礎上的“勸善懲惡”論。“物哀論”既是對日本文學民族特色的概括與總結,也是日本文學發展到一定階段後,試圖擺脫對中國文學的依附與依賴,確證其獨特性、尋求其獨立性的集中體現,標志著日本文學觀念的一個重大轉折。同時,“物哀論”涉及文學價值論、審美判斷論、創作心理與接受心理論、中日文學與文化比較論等,從世界文論史上和比較文學史上看,也具有普遍的理論價值。

本書將體現本居宣長“物哀論”的代表作《紫文要領》和《石上私淑言》兩書及其他相關著作首次譯出,不僅為中國讀者了解日本文學、特別是和歌與物語提供了必讀文獻,也為日本文論、比較詩學與比較文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本資料。

本居宣長,18世紀日本學者、思想家,日本國學的集大成者,著有《紫文要領》、《石上私淑言》等涉及文學、語言學、歷史學、宗教學、政治學等領域的著作近百種,後人編有《本居宣長全集》全23卷。
 

目錄

內容提要
“物哀”是理解日本文學與文化的一把鑰匙(代譯序)
紫文要領——《源氏物語》概論
石上私淑言——和歌百問百答
初山踏——學術方法論
玉勝間——治學隨筆
譯後記
 

日本古代文論與日本古代文學一樣,有著悠久的傳統和豐厚的積澱。一方面,日本文論家常常大量援引中國文學的概念和標準來詮釋日本文學,例如在奈良時代旨在為和歌確定標準範式的所謂“歌式”類文章中,及在平安時代最早的文學理論文獻《古今和歌集序》中,都大量援引中國古代文論的概念範疇、特別是《毛詩序》中的概念與觀點,並直接套用于和歌評論。另一方面,在獨具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學創作實踐的基礎上,也逐漸形成了一系列獨特的文論概念與審美範疇,如文、道、心、氣、誠、秀、體/姿、雅、艷、寂、花/實、幽玄、余情、好色、粹、物哀等。但這些概念與範疇大多取自中國,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中國哲學、美學、文學與文論的影響,但經過日本人的改造,都確立了不同于中國的特殊的內涵與外延,並且在理論上自成體系。其中,產生于日本近世(17世紀後的江戶時代)的相關概念極少受到中國影響,屬于日本本土性的文論範疇,“物哀”便是其中之一。

“物哀”是日本傳統文學、詩學、美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可以說,不了解“物哀”就不能把握日本古典文論的精髓,就難以正確深入地理解以《源氏物語》、和歌、能樂等為代表的日本傳統文學,就無法認識日本文學的民族特色,不了解“物哀”也就很難全面地進行日本文論及東西方詩學的比較研究。中國的一些日本文學翻譯與研究者,較早就意識到了“物哀”及其承載的日本傳統文學、文論觀念的重要性。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的日本文學翻譯與研究界就對“物哀”這個概念如何翻譯、如何以中文來表達,展開過研究與討論,其中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物哀”是一個日語詞,要讓中國人理解,就需要翻譯成中文,如李芒先生在《“物����”漢譯探索》一文中,就主張將“物����”,譯為“感物興嘆”。李樹果先生在隨後發表的《也談“物����”》中表示贊同李芒先生的翻譯,但又認為可以翻譯得更為簡練,應譯為“感物”或“物感”。後來,佟君先生的《日本古典文藝理論中的“物之哀”淺論》一文,也在基本同意李芒譯法的基礎上,主張將“感物興嘆”譯為“感物興情”等。有些學者沒有直接參與“物哀”翻譯的討論,但在自己的有關文章或著作中,也對“物哀”作出了解釋性的翻譯。例如20世紀20年代謝六逸先生在其《日本文學史》一書中,將“物哀”譯為“人世的哀愁”,80年代劉振瀛(佩珊)等先生翻譯的西鄉信綱《日本文學史》則將“物哀”譯為“幽情”,呂元明在《日本文學史》一書中則譯之為“物哀憐”,趙樂姓在翻譯鈴木修次的《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一書時,將“物哀”翻譯為“愍物宗情”。另有一些學者不主張將“物哀”翻譯為中文,而是直接按日文表述為“物之哀”或“物哀”。例如,葉渭渠先生在翻譯理論與實踐中一直主張直譯為“物哀”,陳泓先生認為“物哀”是一個專門名詞,還是直譯為“物之哀”為好。趙青在也認為,還是直接寫作“物哀”,然後再加一個注釋即可。筆者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物哀與”的審美理想》及其他相關著作中,也不加翻譯直接使用了“物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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